徐星的作品 无主题变奏作者徐星拍纪录片:困顿的不合作者

这些灿烂的暴力并没有让徐星产生迷恋。他更多的是感到恐惧。听到那些被打者的喊声、棒子声、皮带声,他吓得脸都白了。

徐星是个思想上不安分的孩子,从小就对身边的世界充满质疑,包括“文革”。他住在机关大院里,每天早晨上学前,看着那些他叫叔叔阿姨的知识分子,还有院子里的工人,都拿着语录在唱歌、向毛主席像鞠躬。“我就在想,这些人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吗?”这给少年徐星造成了特别大的困扰。

11岁,徐星随父母一起下放西北,在开往甘肃的火车上,他觉得自己被唤醒了。之前他从未出过远门,没坐过火车,无法看到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不同。“我一上火车,就崩溃了。我们所受的教育,宣传画里的工人都雄赳赳气昂昂,贫下中农系个白头巾,拿着大镰刀,手里抱着麦穗。在火车里一看,没一个我在宣传画里看到的,都特别穷。人之间充满暴戾之气,谁碰了谁一下,就打起来,满嘴脏话。”徐星开始怀疑,自己一直生活在假象里。

怀疑——让徐星感到非常难受。那时的一个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徐星问父亲,能怀疑毛主席吗?“我爸脸都绿了,我从来没见过我爸那么紧张过。他对我说,毛泽东思想是怀疑别人的武器,你能用什么武器来怀疑毛主席?”父亲特别害怕他到社会上问别人这个问题,那会导致不怕的后果。

“文革”中,对于各种主义的批判,徐星很不积极。这让老师很不满意。与同龄孩子相比,徐星从小就看了很多书。“从小我爸就让我看古希腊罗马神话插图本,太阳神啊丘比特啊。再大一点儿,就看文学名著,喜欢翻看男人怎么给女人送花的段落,小男孩朦朦胧胧的性意识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尽管看了很多书,徐星没敢想“成为作家”这件事。“觉得作家不是一般人做的事儿,多神的人,才能写这么厚一本书啊。”

“文革”中,家里的书都被抄了。他开始跟着批斗的人群,麻木地喊着打倒谁谁谁。老师开始教他们画漫画,怎么丑化刘少奇。再就是学各种红歌,比如“蘸尽东海千顷水,写满蓝天万里云,写不尽毛主席的恩情”。“最聪明的统治技巧就是剥夺你的反抗手段,让你没有手段去反动。1980年代的时候,我体会非常深刻,那些大学生唱来唱去就是那几首歌,都是别人提供给他们的手段,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手段,特别可怜。”

我的“文革”编年史

徐星抽着烟,正在为搭建这部新纪录片的结构而发愁。他坐在电脑前,给我们看了一些拍摄的素材。

在一个叫山坑村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叫林品新的人。这个村子里的人这些年大多信了基督教,包括林品新。

年轻的时候,林品新在周围几个村很有名,因为他的农活干得特别好特别快,在农村,这就是最大的本事。这个村子里有个姑娘也特别有名,因为长得漂亮。这姑娘的爸妈看上了林品新,觉得把闺女嫁给他会过上好日子。漂亮姑娘勉强从了父母之命,但自己不太乐意,结婚不久就偷偷找了情人。在农村,这是一件特别让人抬不起头来的羞耻之事。两人离了婚。

“文革”来了之后,农民被要求参加批斗大会。林品新在会上看到那些受罪的人,就想着让离婚的前妻来受这个罪。他写了一封反动的信,署上前妻的名字,寄到北京。没过两个月,公安局把这件事情一查,把林品新给抓了。

林品新是这批人里获罪最重的,判了20年,因为是“重犯”,第一年还戴着脚镣。脚镣56斤,还得天天劳动。“这就是‘文革’,多荒诞。”“文革”的事情,徐星听过很多,但这样的事情,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徐星拍片子的时候,特别想找到林品新的前妻,“好奇她到底有多漂亮”。

周明夫是因为在会计室里拿着生锈的气枪玩耍时,不小心对准了毛主席像而入狱。“他老婆特别好,嫁给他的时候20岁,始终不离不弃,在外面等着他。大部分人都是一判就离婚了,这不能怪家属,当时反革命家属是没法生活的。”

徐星在电脑上点击着一段一段的素材。这些农民在镜头前都很宽厚,没有说特别恨谁。“我在浙江农村拍这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么好的人,这么本分,中国人太好管理了。”

关于“文革”的纪录片很多,“你怎么将自己的作品与别人的作品区别开来?”

“历史都是有细节的,就像长城上的每一块砖,它都是有故事的,都是人手做出来的。我能做的就是堆砌细节,让那些更有形而上能力的人来做历史的概念。”徐星说。

徐星之前拍过两部不是“文革”题材的纪录片,除了文字之外,他还有电影之梦。“因为咱们从小都看电影,觉得不满意。技术的发达提供了可能,技术越来越简单,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你想去做。那我干嘛不试试?”徐星说,“在拍摄和剪辑的过程里都有享受,这个过程特别美,对自己特别满意,觉得自己真天才,做了一件这么棒的事,但过一段时间就特别空虚,就像妇女生孩子,怀孕10个月,每天期盼,生完就空了。

在《我的“文革”编年史》中,徐星以他给暗恋的女孩写情书为线索,这是他的“文革”自传。为了这部片子的拍摄,他特意把那位女孩从美国请了回来。其实,直到40年之后给她打电话,他才知道这女孩说话声音是这样的。女孩跟徐星不是一个班的,高他两个年级,只是见过,他就喜欢上了她,但俩人从没说过话。“暗恋嘛,憋不住了就写了封信,后来就出事了。”

这位叫颖韬的女孩当年知道徐星。“我在那所中学里非常有名,因为我几乎所有功课都不及格,但我的作文老是被当作范文,在全年级读。数学老师都说,以你的聪明,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考不及格,但我确实不懂,到今天也不懂,不会算,完全不感兴趣,灌不进去。”

他没想过“文革”会结束。“就觉得哪天是头啊,天天那么熬。再加上青春期躁动,特别压抑。”

在这样的压抑中,徐星爱上了颖韬。他老是主动去扫楼道,就是为了去看这个女孩。颖韬也记得,这男生怎么总是在扫楼道啊。她一经过,徐星就不扫了。

徐星把自己对“文革”的怀疑写进了给颖韬的情书里。颖韬收到这封没有署名的情书后,不知如何是好,就告诉了老师。老师和公安局的人比对笔迹,查出写信者是徐星。徐星被带走,在拘留所里关了十几天。那时他15岁,初三。之后他远离了颖韬,直到40年后找到她。面对徐星的镜头,颖韬为当年的举动深感懊悔。

“文革”期间,徐星很多时候是一个游荡者。他扒火车去过银川、包头、青岛。“之前还编个理由请假,后来都不编了。”在青岛时,一位好心的大哥收留他住在家里,当他看到这位大哥的一块手表时,产生了拿走的念头,他最终没那么做。

多年以后,为了拍纪录片,他回到青岛,找到了那位大哥,为当年有过那样的想法而忏悔。“文革”时,当他游荡到沈阳的时候,曾经从百货商店里顺走过一把吉他。现在,五十多岁的徐星偶尔会从超市里顺走一包口香糖什么的,他觉得能让乏味的生活有些小刺激。

困顿的不合作者

《我的“文革”编年史》的商业运作挺成功,拿到法国,赚了些钱,但参与的人有好几个,到他手里就仨瓜俩枣,最后只得到几万块钱。

徐星如今在北京北四环外租了两居室的房子,租金有一半是他90岁的母亲支付。“我现在就是一个啃老族。”现在他基本没有收入来源,稿费也越来越少。有朋友愿意帮助他,在浙江、吉林,希望能为他谋得一份工作,等他把材料寄过去,一番折腾之后,最后都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他姐姐让他去申请每月三百多块的低保,也没有成功,因为他没有档案。他出国之后,已经找不到档案了,相关部门让他去“合理上访”。

徐星说他不会去上访的,他觉得自己内心的骄傲不能受到伤害。其实,他从小到大都是为自己内心的骄傲而活着。拍纪录片如此,写小说也是如此。他给自己的定义是:不合作者。

这样的艰难生活,徐星有非常郁闷的时候。为了消除郁闷,他就去跟底层的人说话。“我对底层的人很有感情,他们的生活是千姿百态的,特别鲜活。在城市高档社区里生活的人,生活特别苍白,你看见张三就等于看见李四,他们都打高尔夫球,都信佛,都会到庙里捐钱,全都一样。但在底层,卖肉的跟卖萝卜的肯定不一样,我现在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就是去买菜。”

徐星不做菜,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叫了外卖。喝的是一种朋友送给他的意大利烈酒。喝酒的那一刻,你能看到他脸上泛起的愉悦。餐桌上,聊起他1980年代写的小说,他变得兴奋起来。“文革”后,大量被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受到追捧,饱读中西文学的徐星认为那不算什么。“爷写这篇小说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是文学。”

于是,全聚德烤鸭店清洁工徐星写出了《无主题变奏》,由此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1980年代,徐星迅速被全国的文艺青年所知晓。这个无名小卒获得了巨大的名声,这像是一个励志故事的开头。彼时的他也受到了类似今天韩寒所受到的质疑:一个刚从“文革”走过来的文学小青年,怎么可能在1981年就写出了充满现代主义气息的小说呢?

今天,徐星成为韩寒的反对者,他认为“韩三篇”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大的误导。他倒不认为方舟子是对的。“我不喜欢方舟子,我不喜欢科学,对19世纪的马车夫来说,蒸气机肯定是伪科学,科学标准应该是发展的。”他只是觉得韩寒凭其文学水准不应该获得今天的地位,“偶像应该破除”,他认为,对于那些哼哧哼哧码字而百投不中、连退稿都拿不到的文学青年来说,拿着上千万广告代言费的韩寒炫耀这样的成功“是不公平的”。

许多人问徐星,你这么早就出名,怎么就没换来财富呢?徐星反问,你倒是告诉我怎么换?在1980年代,连“市场经济”的概念都还没有。

徐星一直没钱,也不热衷于赚钱,他希望按照自己内心的自由原则去生活。他最怀念的是在全聚德做清洁工的日子,轻松、收入稳定。他现在对生活的要求极低,“我只需要满足最低程度的日常开销就行了。”

“指望纪录片挣钱吗?”

“指望,当然指望,能卖个大价钱我非常高兴。那我首先会把朋友的钱都还了,然后给女朋友买点儿礼物,也不错。但我不会为了卖钱,而屈从某种不是我的标准,所以,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徐星还记得,1985年发表《无主题变奏》时,拿到稿费,一高兴,买了一箱罐装青岛啤酒,他喝得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