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回忆录 方林回忆许建国的最后十年
1937年6月,我还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经党组织介绍,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离开广州步行前往延安,参加了革命;经过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的学习培养后,就离开了延安,分配到晋察冀北方分局工作,此时,我将原名司徒艳改为方林。
1943年底,我在晋察冀社会部工作时与许建国结为伴侣。我们结婚33年,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却是26年,因为,由于“四人帮”的迫害,“文革”期间老许被关押了7年多。
转眼,许建国同志逝世已34年了。34年来,每每追忆起他安源——长征——延安——晋察冀那些峥嵘岁月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1967年底,由于江青的直接点名,老许受到了超出常规的审查。
1968年1月份,造反派对老许实施了隔离审查。一个多月后,我去给老许送饭并探望他时,看守人员告诉我说:“他是特务,人已经被带走了。”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从那时开始到1971年,我和孩子们就再没有见过老许。
1968年年底我也离开了北京,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孩子们也先后离开了北京,分别到东北、甘肃、山西农场或农村插队锻炼。 1971年底,我和孩子们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探望老许。虽说历尽艰难,但总算获得了批准。
记得那一天,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我和孩子们来到了闻名已久却从未踏入过的秦城监狱。当老许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会面室时,我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几年的监禁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原本精神焕发、时常洋溢着笑容的脸,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而透着欠健康的白色,还略带浮肿,目光也显得有些呆滞,两条腿艰难地迈着碎步,还有点瘸。一见到我和孩子们,他显得很激动,操着沙哑的嗓音一再说:“你们好吗?你们好吗?我很好。
”这次会面,使我们大致了解到,老许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单间独处已有4年。从那时起,他不但见不到家人,还时常被逼迫认罪、检查,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由于长期只能面向房门睡觉,致使他的腿被压麻痹了;长久不能正常地讲话,致使他的喉咙发哑,险些失声。
但就是这样,老许仍忍受着身心受到的迫害,每天坚持在不到6平方米的牢房里锻炼身体,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等待着获得自由的那一天。 1975年春节过后,老许获准“保外就医”。
但几个月后,他又和其他70多位老同志一样,被赶出北京,分别送到以前不曾去过或少去过的地方“养了起来”。 老许被安置在安徽省六安地区。在这里,虽说过得很简单,但他却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他可以与周围的人打招呼、聊天,和孩子们嬉耍,也可以到县城走走。他每天看报纸,了解国内外风云变幻,还经常到六安的烈士陵园散步,缅怀先烈们的功绩。为了让他减少孤独,感受家庭的温暖,这年夏天起,我和孩子们就先后轮流着到六安与他做伴。
可是,多年的关押和精神摧残,还是给他造成了严重的身体损伤,1976年底,老许就病倒了,经过合肥人民医院的诊断,老许被确诊为未分化型肺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
最终,老许没能等到对他的公正结论,1977年10月4日,永远地地离开了我们。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终于为许建国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为我党公安保卫工作而革命一生、战斗一生的历史真貌。老许可以安息,我们的心灵也得到了慰藉. (许建国夫人,时任晋察冀社会部秘书、保育院长。采访者刘晓宁) 浏览:13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