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林许建国 许建国纪念文集:我和许建国/方林(下)

1959年,由陈毅同志举荐,中央决定调老许到外交部出任驻外使节,我随他一起到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工作。老许一到使馆,就亲自带领使馆的同志对罗马尼亚的政治、经济等情况进行深人了解。老许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常说,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能知己知彼,就不可能有针对性地把工作做好。

为能适应外事工作的需要,他还要求使馆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做什么工作的都要学习外语,并规定了学习时间,自己也身体力行,带头学习。他说,学会外语不只工作方便,而且只要你说一句驻在国的本国语言,就可以让驻在国的人民感到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关系很友好,可以拉近两国之间的距离,更便于交流、合作。

老许在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工作期间,一直坚持学习当地的语言,交了不少外国朋友。

” 1966年4月老许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阿党政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后,就被留在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点了老许的名。

至此,老许受到了超出常规的审查。 1968年1月份,外交部造反派对老许实施了隔离审查,不让他回家,要他天天写交代材料、写检查。那时,我也受到审查,每天除了学习毛选、写检查,还要打扫厕所,早请示、晚汇报,没有时间能够照顾老许。

一个多月后,我去给老许送饭并探望他时,看守的造反派却告诉我说:“他是特务,人已经被带走了。”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当时我一愣,会是哪个部门把他带走的呢?我不禁为他的安危担忧起来。

我和孩子们到处打听有关他的消息,却毫无音讯。从那时开始到1971年,我和孩子们就再没有见过老许,既不知道他在哪里,更不了解他的生活起居、身体状况。1968年年底我也离开了北京,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

孩子们也先后离开了北京,分别到东北、甘肃、山西农场或农村插队锻炼。 1971年底,我和孩子们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探望老许。虽说历尽艰难,但总算获得了批准。记得那一天,在中央“三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和孩子们来到了闻名已久却从未踏人过的秦城监狱。

当老许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会面室时,我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几年的监禁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本精神焕发、时常洋溢着笑容的脸,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而透着欠健康的白色,还略带浮肿,目光也显得有些呆滞,两条腿艰难地迈着碎步,还有点瘸。

一见到我和孩子们,他显得很激动,操着沙哑的嗓音一再说:“你们好吗?你们好吗?我很好。”这次会面,使我们大致了解了老许这几年的情况。

离开外交部不久,他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单间独处已有4年。从那时起,他不但见不到家人,还时常被逼迫认罪、检查,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由于长期只能面向房门睡觉,致使他的腿被压麻痹了;长久不能正常地讲话,致使他的喉咙发哑,险些失声。

但就是这样,老许仍一直坚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一定会还他的清白,“四人帮”的阴谋一定会被认清,我们的国家一定会重新繁荣昌盛起来。他忍受着身心受到的迫害,每天坚持在不到6平方米的牢房里锻炼身体,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等待着获得自由的那一天。

短暂的会面,使我的心感到阵阵痛楚,但从他饱受磨难的脸上和不多的言语中仍能看到他坚强的意志。他一再安慰我们说,他绝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重新获得自由。

这以后,我们每隔半年能获准探望老许一次,他的身体状况也逐步得到了恢复。 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对被关押或软禁的老同志非常关心,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我和孩子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给他写信,请求批准让老许“保外就医”。

春节后,这件事获得了批准,老许被安排到北京复兴医院(也是公安医院)边监护边治疗,各方面的条件都有所改善,而且我也可以每周到医院探望他一次,送些食品、用品等。

老许在复兴医院住了近5个月的时间,颈椎病、肠胃病以及风湿性关节炎等都有所减缓,身体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但对他的审查仍然在继续进行,一直没有间断。那年夏天,由于“四人帮”还在中央掌权,邓小平同志又被靠了边,老许和其他70多位考同志一样,被赶出北京,分别送到以前不曾去过或少去过的地方“养了起来”。

老许被安置在安徽省六安地区,关系落在地区粮食局。他刚去时暂住在皖西宾馆的一间平房内,对外隐匿了身份,只说是老红军。

在六安的日子虽说过得很简单,但他却觉得已经非常好了。除了不能离开六安县城,对他没有别的限制,他可以与周围的人打招呼、聊天,和孩子们嬉耍,也可以到县城走走。经过长达7年的关押,在这里他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

在六安他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煮共产党员,时刻关注着周围群众的生活、社会的变迁,并为今后工作积累资料。他每天看报纸,了解国内外风云变幻,还经常到六安的烈士陵园散步,缅怀先烈们的功绩。为了让他减少孤独,感受家庭的温暖,这年夏天起,我和孩子们就先后轮流着到六安与他做伴。

1976年春天,在六安地委的安排下,我还陪老许到六安地区的一些水库参观。在那里,他凭借多年革命积聚的经验,给当地的干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10月里,“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来,给了他巨大的精神鼓舞,他意识到春天就要来了,给他作出正确结论的日子不远了。 但是,多年的关押和精神摧残,还是给他造成了严重的身体损伤。1976年底,老许就病倒了,在六安没能检查出结果。

我们曾多次请求组织上允许老许回北京检查治疗,但都未能获准。直到1977年初,才同意老许到合肥检查治疗。经过合肥人民医院的诊断,老许被确诊为未分化型肺癌,并且已经是晚期了,医生断言最多只能活3个月。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和孩子们都非常悲痛,眼看着形势越来越好,老许却患上了不治之症。他心理十分清楚自己的病情,为了不让家人为他伤心难过,他总是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有说有笑,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同时,他抓紧病痛稍轻一点的时间,给中央写申诉书,要求给予他公正的结论;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写揭露“四人帮”的材料。孩子们来看望他,他还教育他们要听党的话,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各项活动,做革命者的好后代,相信爸爸是忠诚的革命战士,党中央一定会给他公正的结论。

1977年10月4日,老许终于没能等到对他的公正结论而遗憾地离开了我们。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拨乱反正,一大批被整倒的老干部才得以平反昭雪。

两年后,党中央终于为许建国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为我党公安保卫工作而革命一生,战斗一生的历史真貌。老许终于可以安息了,我的心灵也得到了安慰。 在今天,老许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祖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个正在迈向现代化的、民主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屹立在世界之林。

为之奋斗而牺牲了的无数先烈们的鲜血不会白流,你们可以安息了! (2003年8月3日) (方林离休前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兼政治部副主任、总务处处长等职。) 浏览:3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