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雨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数年来,教育的国内外争论都围绕着同样的话题。教育应该着重培养通才,还是我们需要高级专家?我们应该强调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我们应该着眼于知识还是操作能力?是在学习中学习还是在实践中学习?教育在价值上应该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或者是为了维持生计? 这些话题已经不再真切和有意义,尽管它们仍然被热议。

今天的知识分子需要接受通识教育;在专业领域内,他既是一位高级专家,同时也需要最大限度地接受通识教育。他既要学习人文科学也要学习自然科学——他需要学习人文科学的一门系统课程,需要科学领域的人文主义方法,需要理解科学上的哲学基础、逻辑和价值观。

他需要系统知识,这种知识只有通过系统学习才能够获得。但他也需要很高的运用知识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实践——也就是“做”——才能够获得。

的确,他既要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要通过在工作中做出实际贡献来维持生计。 对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争议通常作为学科上的一种讨论来进行的。

学科本身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专业的。例如,没有什么比盎格鲁萨克逊语法更专业的了;而电流学则是一门融合了大量的物理、技术、数学、逻辑、认知理论和信息理论的非常综合的学科。不过,前者通常被归类到通识教育,而后者却被当作专业或技术培训。

问题不在于是综合学科还是专业学科,而是如何来教授这门学科。 我听说莎士比亚教授过一门专业的“螺钉和螺母”的课程——实际上,他的戏剧通常是这样来教授,而非作为伟大的戏剧文学来教授。

我所接受的最具通识性的教育是在一门高级技术课即海事法课程中,讲师上课时主要展示西方社会、技术、法律思想和经济方面的资料,除了案例的特别细节,概不讨论其他。尽管我个人曾经教授过哲学和历史,15年前我则开始在通识教育方面做一些尝试,当时我开始教授管理学——通常被当作一门专业技术类课程,实际上却可以当作一门关于人类价值观、行为、社会秩序和知识研究的综合性学科来教授。

要想在知识型社会中成为一个有效用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的职业如何——都需要某种基本常识。

他需要一些关于人类、人类的伟大与卑鄙、人类的个性、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他需要在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系统知识研究方面打下基础,即掌握它的方法、它的历史、它的基本假设和它的主要理论。

他需要最基本的能力来想象、分析、阐释、解释和表达我们所称之为“语言”的思想——当然,这也包括数学。他还需技巧来想象、理解、阐述、解释和表达我们称之为艺术的经验。

他还需要在一个特殊领域做得非常出色。这意味着专业化,因为一个人很难在多个狭小领域做得非常出色。这意味着教育必须为职业服务,即实践型教育。 总之,作为新组织的专业人才,其专业技术会在工作中并通过工作变得有效。

然而,只要专业人才有足够的知识将自身及其工作与之联系起来,他在组织中就有用武之地。因此,要想有所实践,他就必须有通识教育的基础,并且必须能运用那些普遍的而非专业的思想方法和经验方法。

工程院校和经济学院并没有设置越来越多的人文课程,这仅仅是因为这些课程是“文化的”。最缺乏实践的人是那些经过高级培训的工程师——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是因为他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或者是那些经过高级培训的会计师——他们不能判断数字之下的那些假定。

今天,这两种人在欧洲和美国的普遍存在令人担忧。 因为15年后的工作很可能和今天大不相同,需要新知识和新能力,代表着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实践型教育对于一个人学习新知识、培养新能力、增进理解和促进成长是非常适合的。

正是一个人打算赖以为生的实用型专业,才最需要用普遍性知识原则甚至哲学原则来教授。在未来15年中,毕业生很可能逐渐走出他们最初选择的专业,这会使通识教育更必要。

比如说,教授学生如何进行“工时测定”,将会立刻给他一种细微但却适用的技术。但是,除非将这种技能的基本假设和原则作为基础学科被运用于对生产的理解中,否则,其局限性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学生所接受的训练都将成为时间上的浪费,甚至从庸俗的意义上讲,它也是不切实际的。

这使得他不适合学习晋职所需要的知识,甚至不适合学习几年后保住饭碗所需要的知识。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非在教授专门学科的同时不顾及综合学科。

我们仍然把它们作为技能而非知识来教授,强调曾经的解决之道而非未来面临的问题,仅仅以第一份工作——而非从第一份工作到最后一份工作的全过程——为目标。我们越来越重新认识中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师圣·波拿文都拉(St.

Bonaventura)在700年前展现出的智慧,他说,每一种知识?每一门学问都来自对终极真理的认识和热爱,并最终回到终极真理。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传统的关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争论就不再有意义。我们既需要实践型的、促进个人效率的通识教育,也需要普遍性的、促进个人成长、发展和责任感的专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