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伟福建 李俊伟:作风建设不能停留于说教和详细列题目

2017-08-09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刘云山同志在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强调,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并指出改作风要坚持防风与整风并重.防治不良之风,既要预防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问题,即从思想深处培育正气.防微杜渐;也要使风止于林莽之间,即从制度上构建硬约束,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样的综合布局和基本要求,既符合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也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防治不良之风需要禁邪于未萌领导干部作风具有示范效应,需要慎初.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际,强调的是良好作风防治的始发意义.战国时宋玉在<风赋>

刘云山同志在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强调,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并指出改作风要坚持防风与整风并重。防治不良之风,既要预防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问题,即从思想深处培育正气、防微杜渐;也要使风止于林莽之间,即从制度上构建硬约束,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这样的综合布局和基本要求,既符合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也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

防治不良之风需要禁邪于未萌

领导干部作风具有示范效应,需要慎初。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际,强调的是良好作风防治的始发意义。战国时宋玉在《风赋》中把风气描述为:“风起于青萍之末”,原意指风从地上产生出来,开始时先在青萍草头上轻轻飞旋,最后会成为劲猛彪悍的大风。现代系统论的蝴蝶效应也是这样的原理,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有时会导致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

对于作风建设的发生学探究,旨在超前预防、防患于未然。《汉书》中把周朝治理的成效总结为“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黄帝内经》也认为“圣人不治已病治本病,不治已乱治本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正因为公共权力具有特殊性和自我膨胀的特点,作风建设就要防微杜渐、善始善终;正因为领导干部活动的“场域”广泛,影响面广,作风建设就要慎独、慎初;正因为现代社会新闻的扩大效应,领导干部要树立社会公众中的示范效应,所以要谨言慎行。

在现实生活中,容易产生微澜之际的问题恰好是领导干部在亲情、友情、爱情中渗入了权为私用的问题,很多干部正是超越原则、超越权力边界为朋友、亲属办事中风气逐渐变坏的,一些干部是在爱好、嗜好中渗入了权钱交易而产生问题的,恰好是“小事”、“小洞”不补、不慎而逐渐累积成为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严重后果。

在内心世界培育浩荡正气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水有根,故其生不止。作风是素质的外在表现,群众正是从党员的个体形象观察和分析党的整体形象和风气的。因此,个体素质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本源性的作用。孔子认为做人做事要坚守根本,即“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每一位执政者在内心世界里立得正,才能在与人交往中行得端,才能在工作事业中走得正,才能禁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经得起考验。对待权力和事业要正心诚意、心存善念、心存敬畏,这是好的风气产生的内在条件和内在因素。

孟子认为,君子要培育浩荡之风、浩然之气。他主张:“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如果领导干部内心充满的是人间正道、是大原则,是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是对组织的忠诚和职责的尊崇,处理问题时考虑的是公众利益和群众的冷暖,这就是浩然之气。

因为心中有大局、所以不敢为屑小事情羁绊;因为要为长远谋,所以不愿计较眼前得失;因为心中有正气,做事就会有锐气和朝气,就会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就能抵制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俗气。

好的作风需要领导干部上行下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正如柏拉图所言:“自制是一种秩序,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控制。”作为执政者,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注重修为,而这种修为所引发的教化效应、示范效应和凝聚效应在社会治理中更具长远意义。荀子说得好:“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

整治风气需要制度的硬约束

从治本的角度讲,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当然,传统文化中治理社会主张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正如孟子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东汉名臣崔寔主张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但传统中国并没有构筑起从上到下的健全的设防制度,束缚官员欲望释放的礼制等终究也是漏洞百出。

现代政党无论治国理政还是从严治党,都需要制度的硬约束。制度能够合理规定相关工作部门的边界和合作原则,即制度不仅规定了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为边界,同时也暗含了相关部门的权力边界。党的十八大对制度建设给出了明确的方向,即“系统完备、科学合理、运行有效”,党风建设就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逐步完善制约权力、不容突破的“笼子”。

需要强调的是,作风建设不能停留于说教和详细列题目,而是明确处罚标准和处理细则。不合法和出轨行为只有受到处罚、付出代价才能回归或者消除,这样的处罚不仅是对个体行为的纠偏,也是对组织群体的警示和提醒。领导干部把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既要在行为示范上做出样子,也要在制度建设上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严格要求。汉代荀悦在《申鉴》中说的就是“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

构筑社会监督的防护网

根治不良之风,需要铲除不良之风得以产生的土壤,这就不仅需要增加组织约束和制度约束,还要强化社会评价、舆论约束。智慧的古代人劝诫当政者,“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以人民的评价作为行为准则。

将党风廉政之根深扎在群众的土壤里,提高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这就是社会善治的基本要求。社会的荣辱观、是非观、美丑观,是约束人的思想行为的有效手段。人民群众自然成为社会监督的主力,是判断社会风气清浊的标准,社会监督是优良风气的孵化器,也是不良风气的杀毒剂。

现代制度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也表明,好的意识形态是各种正向行为的助推器。社会评价与舆论影响,民间的监督,选择青史留名还是遗臭万年,是具有终极评价成效的,评价的标准就是人民群众,这是终极意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