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珂神话 神话学家袁珂:在中国的神话里填海追日
在“神话之路”上,袁珂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繁琐的案头工作。 袁思成 供图 制图/朱濉
“于是夸父拿着手杖,提起长腿,迈开大步,像风似的奔跑,向着西斜的太阳追去,一眨眼就跑了两千里。”这是人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教材下册中《夸父追日》的故事,课本中浅显易懂的语言和精彩的描述,让夸父追日的神话故事深深地印在几代人的记忆中。
《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这些入选课本的神话故事,都出自我国著名神话学家袁珂之手。今年是袁珂诞辰100周年,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王永波牵头编辑的《袁珂文集》也已进入收尾阶段,这位神话学家的一生也由此清晰浮现。
与《山海经》结缘
像《夸父追日》这样的神话故事,原本散落在 《山海经》《淮南子》《归藏》等古籍中,但对于年轻读者来说晦涩难懂。袁珂,这位中国学界公认的中国现当代继鲁迅、茅盾、闻一多之后的神话学大师,将这些古僻深奥的神话故事化繁为简,写就中国神话研究史上第一部神话专集《中国古代神话》。
在中国,神话作为一门学科,草创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一大批文学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神话——顾颉刚从史学角度、闻一多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鲁迅从历史文化学角度……在这些先驱的努力下,神话在民众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茅盾曾在1929年出版过《中国神话研究ABC》,但却一直没有人做整理中国古代神话成为专书的这项工作。
1916年出生于四川新繁县的袁珂从小便与神话故事结缘。“父亲从小就爱好文学,对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十分着迷,爱不释手。”袁珂的儿子,62岁的袁思成向记者讲述起父亲曾谈及过的童年。那时,成都少城公园的儿童阅览室里,袁珂常常流连忘返。“他还是远近闻名的故事大王,凭借无穷的想象,他竟能把一个童话故事讲上半年,让小伙伴们个个听得入迷。”袁思成说。
1937年,袁珂考入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转入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学者许寿裳,研究中国小说与戏曲。1946年8月,应许寿裳之邀,他赴台湾担任台湾编译馆编审,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山海经》,从此被书中那个绚烂多彩的神秘世界吸引,走上研究之路。
中国神话种类繁多,但就像散珠般淹没在浩瀚的经、史、子、集中。袁珂从神话资料的搜集做起,披荆斩棘、迎难而上,1950年便完成了中国神话研究史上的第一部神话专集《中国古代神话》。全书运用上千条资料,将零散的神话传说熔铸成为一个整体,首次勾画了中国神话的发展轨迹与大致面貌,提高了神话的文学价值,也使得中国神话的“贫乏说”自此消歇。
袁珂的大部分著作都多次再版或重印过,在国外有多种译本。除了中国外,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还曾将其作品选入教科书。
一生“神话痴”
从兴趣到学术研究,袁珂的“神话之路”并没有那么容易。在繁琐的案头工作上,袁珂往往要耗上十几个钟头,写故事时,更特别投入其中,常与笔下人物同悲喜。
长期以来,西方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神话的民族,这深深地刺痛了袁珂的神经。他想理清中国神话的脉络,使之成为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的一门独立学科。
在担任编审工作之余,他常常遨游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中,1947年,袁珂在台湾出版了第一部著作《龙门神话集》。后来,由于台湾局势动荡,1949年,袁珂回到了成都。
1950年,袁珂的第一部神话研究著作《中国古代神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后几年每年都要再版,到1955年底,这本书已经印了六版。
1956年,袁珂重新改写《中国古代神话》,扩充了大量篇幅。据当时四川大学校刊室编辑谭洛非回忆,那年夏天,经省文联介绍,袁珂来学校借住,到图书馆查阅资料。“虽然袁珂当时才40岁,但已是头发花白,他借住的小屋里,塞满了书架,书架上一天天增加着线装书和其他古旧书,他总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埋头查抄资料,不停地写作。
偶尔看到他打饭回来,也是一碟小菜,两个馒头。既无鸿儒相访,亦无白丁打扰,大概每天总要搞上十四、十五个钟头。”
在家中,袁珂的这股专注的劲也不曾减少。“我以前经常看他写文章,他完全是进入角色,有时在笑,有时在流泪。我在外面打闹,他都不知道。”袁思成形容父亲专注的时候九头牛都拉不出来。“有天,一个老朋友过来拜访他,看他在专心地写文章,就一直等,等他写完了看见这位朋友,竟然投入到喊不出朋友的名字来。”
在《中国古代神话》的自序中,袁珂写道:“改写本的篇幅,扩大到几乎是原作的四倍左右,很多章节,是原作完全没有的,可以说不是在改写,而是在另起炉灶地重作。除了旧的材料尽可能地运用进去以外,又加入了两三倍于旧材料的新材料。
”而书中章节后的注释和引文,花的时间和精力不比正文更少,“为了说明整理的神话有哪些资料依据,也为了引起青年们研究古代神话的兴趣。”1984年,他对该书再次做了大规模的增补,字数增至60万字,易名为《中国神话传说》。
从1994年起,袁珂的助手贾雯鹤陪他走完了生命中最后时光。他告诉记者,袁珂在生活上十分简朴,但1996年,袁珂提出要捐献他积攒40多年的全部稿费10万元和家中数千册珍贵图书资料来支持学术研究,设立“袁珂神话研究基金”,以推动神话研究事业。
几十封书信解释中国神话
袁珂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神话,半个世纪以来硕果累累,不但在国内影响大,还是国际知名学者。海外学者了解中国神话,多是从袁珂的著作开始的。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袁珂的神话著作就被介绍给苏联的读者,俄文版《中国古代神话》在苏联多次出版,每次都要印数十万册,有些版本甚至印了上百万册。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传播中国神话,有苏联学者不但在信函中多次向袁珂请教,还不远万里,到成都登门拜访。
“外国人对中国神话很难理解,书中有个炎帝的大臣刑天被砍头的故事,黄帝用宝剑砍掉刑天的头,刑天怨气冲天,仍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嘴,继续挥动武器战斗。”袁思成说道,苏联学者受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认为神话中人物的体态特征跟现实中的人一样,“他们很难接受被砍头了还能用乳头当眼睛继续战斗,他们理解不了刑天不屈的气节,所以,父亲多次跟他们在书信中解释。
”就这样,从1959年到1965年,来来回回互通了几十次书信,俄文版的《中国古代神话》终于面世。
袁珂的学术声望在美国也很高。省社科院前院长刘茂才出访美国后曾谈道,“我们一到美国,就有许多青年学者,千方百计地打听我们的住处,因为他们听说我们来自袁珂先生从事神话学研究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急于想从我们这里获得有关袁珂先生神话研究的最新动态和资料信息。”
病榻上的坚守
在病床上,袁珂仍然执着地钻研着神话,他说:“中国神话永远有着鼓舞人志气的力量,它不会使人颓废、消极、动摇,即使在逆境中,也能让人看到光明。”
“学术是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贾雯鹤依然记得恩师二十多年前对他的教导。“跟袁先生相处时,聊得最多的是关于神话的研究。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大部分时间跟文献打交道。”袁珂对学术的执着和严谨也影响到贾雯鹤,“我现在带学生,也在用袁先生的方法,鼓励学生多读原典,广泛涉猎文、史、哲、考古等学科的知识。
”贾雯鹤表示,随着影视剧等大众文化的传播,现在选择中国神话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要比前几年稍微多一点,“很多学生其实是因为我是袁先生的学生来找我当导师的。”
直到生命的尽头,袁珂仍然执着于神话研究。“我和姐姐亲眼目睹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他是怎样密切配合医生接受手术切除瘤块的治疗,忍受折磨和煎熬,从不呻吟,眉宇间显示出神话中英雄人物般的气概。父亲病况只要稍有缓和,便立即出院。
回到家里,一边养身子,一边继续执着地钻研神话,不断有新书推出。”虽然袁珂去世已有15年之久,但袁思成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对他说,“中国神话永远有着鼓舞人志气的力量,它不会使人颓废、消极、动摇,即使在逆境中,也能让人看到光明。”
回想起父亲讲过的神话故事,袁思成欣喜地看到,曾经天马行空的神话,如“嫦娥奔月”“千里眼顺风耳”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正在变成现实。“我相信父亲说过的一句话——神话没有消失,新的神话还在产生。” (杨琳 记者 吴晓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