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丹阳武汉大学 “中国世纪” 需海纳全球智力——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谢丹阳

2017-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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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核心提示:"美国世纪"得益于全球人才,"中国世纪"更需国际化人才鼎力相助.未来30年,中国经济将以年均4.8%的增速发展,真正迎来"中国世纪".<支点>记者 袁

核心提示:“美国世纪”得益于全球人才,“中国世纪”更需国际化人才鼎力相助。未来30年,中国经济将以年均4.8%的增速发展,真正迎来“中国世纪”。

《支点》记者 袁阳平 实习生 刘弈含

春归大地之际,经济学家谢丹阳回到了阔别30余年的母校武汉大学。时值樱花盛开,满园芬芳,令人陶醉。

自此,谢丹阳正式掌舵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他一向行事低调,任职后鲜有公开报道,但其知名度早已在学界传开。

时光回溯。上世纪80年代初,谢丹阳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师从我国著名统计学家和统计学教育家张尧庭先生。“用锤子敲”是他对恩师张尧庭最深的印象。1983年,他从武大数学系毕业,并留校成为张尧庭《计量经济学》的助教。

正是在“锤子精神”的驱动下,谢丹阳于1985 年留美攻读经济学,起初就读于罗彻斯特大学。后随导师Paul Romer先后赴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最后于1992 年回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其研究领域转向内生增长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1993年,谢丹阳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并在5年后获得终身教职。

1994年,谢丹阳受校友邹恒甫邀请曾到过武汉大学讲学。为邀请更多海外学者常回武大讲学,恩师张尧庭等人筹建了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研究中心。谢丹阳撰文回忆,恒甫在武大办学的热情实在令人钦佩,他甚至自己掏腰包给武大高级经济研究中心订杂志,资金吃紧时不得不拖欠信用卡。我和几个知情的朋友偶尔给中心一些赞助,勉强帮助维持中心的运作。

步入21世纪,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世纪”洞开,越来越多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国际性组织身居要职。2000年至2004年,谢丹阳先后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离任后,他返回香港科技大学任教并于2007年至2010年间担任经济系系主任。

此次再回母校,谢丹阳教授更多关注的是经管学院与国际学术权威机构间的紧密融合。从今年正式任职起,他发布了多条国际知名学者来武大讲学的微博,向世界推介武汉。

武汉,历来是全国经济重镇;武大,向来是名家辈出之地。除了谢丹阳的恩师张尧庭,还有“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董辅礽以及谭崇台等经济学大师。

3月1日,在武大校友、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的再三盛情邀请下,谢丹阳教授与该院党委书记徐业勤、副院长汪涛一行到北京参加校友座谈会。本刊有幸聆听了谢丹阳教授有关“中国世纪”之必备元素的主题演讲。

30余年的高速增长,让中国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眼下,全球经济波云诡谲,国际金融形势及地缘政治的动荡不安加剧,正考验中国经济转型的智慧。

如何研判中国下一步经济走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在哪?谢丹阳教授结合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分析,以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为着眼点初探“中国世纪”之必备元素。

本刊特作整理,以飨读者。

未来30年年均增长达4.8%

《支点》: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趋势?

谢丹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曾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文预测,以购买力平价数据(PPP)为准来计算,2040年中国GDP将达到123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意味着中国GDP将占世界比重的40%,以压倒性的优势远超美国居全球之首。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各种场合强调,未来20年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年增8%。若以此速度持续发展下去,到2040年中国的GDP也会超过100万亿美元,比福格尔的数字要低但也很接近。当然也有很多的学者对“中国世纪”提出质疑,其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就有学者指出21世纪美国将优势长存。

我个人稍微保守,我认为中国经济从2014年到2040年经济增长率会从7.6%逐渐降低到2.5%,年均增长达到4.8%。原因有四点:一是环境治理的需要使经济逐渐放缓;二是后发优势逐渐丧失;三是城镇化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四是自主创新比借鉴和移植海外先进技术要复杂和困难。

但我们看到,即便将来逾20年平均以4.8%的速度增长,中国GDP预计到2040年也将达到60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5%,这也是一个听起来很保守的数字,但不可小觑。即使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30年,这与中国伟大复兴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因为我们在创新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局限性。

《支点》: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2014年中国GDP增速定在7.5%左右,这对于在保证充分就业和民生的前提下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此您如何看?

谢丹阳:全球经济处于恢复期,美国经济恢复稍好,但其经济的潜在忧患在于美国的财政赤字仍处于非常高的位置,这将拖累其经济增速。欧洲经济同样如此,抗风险能力有待提升,一旦出现区域动荡,经济增速就会受到影响。

我对下一阶段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但今后几年,中国GDP增速维持在7.5%左右,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充分的。

《支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取决于哪些方面的因素?

谢丹阳: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趋势主要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第一,中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占比;第二,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第三,中国从“世界工厂”到知识型经济体的转型。

“中国世纪”需全球人才相助

《支点》:您在多场合指出,21世纪是自然资源与国际人才的争夺。在这方面,中国将如何走自己的特色道路?

谢丹阳:在自然资源方面,中国的稀土资源要优化管理。页岩气的开发不可急躁,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使相关技术成熟起来。此外,中国铜资源及其他紧缺金属、石油等,要通过海外收购及发展战略合作伙伴等来满足发展需求。水资源的保护和节约政策也很重要,这些都关乎生存大计。

“美国世纪”是借助全球人才而成就的,“中国世纪”也离不开全球化的人才。在国际资本与国际人才方面,我们要改善宏观环境,如法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方向,还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力度以及确保食品安全等,这是吸引人才的关键一步。

《支点》:国际化的人才需要依附在国际化大都市中,您心中的国际化大都市是什么样子?

谢丹阳:中国有必要建设5-10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国际大都市并不是单纯的大,而是其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国际化。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创新更加容易,不同的文化与思想间容易碰撞。在国际化竞争层面,我们提高竞争力的手段不是用贸易壁垒来排挤进口产品,而是要去学习进口产品和技术。同时我们还要发展有特色的卫星城市,比如金融城。

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刻意去建造大都市,而是营造一种环境,能够吸引人才。

《支点》: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中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新增1282亿元,是去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这被看作是跨境资金流入压力得到缓解的信号。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将如何前行?

谢丹阳:人民币国际化分为以下几步。第一,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次贷危机中,一些国家和中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无形中启动了人民币结算需求。第二,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已相继发行人民币债券(点心债券,熊猫债券)和海外人民币计价房托。另外,人民币QFII投资也已开启。第三,只要中国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继续改革开放,人民币终将被很多国家纳入外汇储备。

《支点》:您对武汉正在迈向国际大都市有哪些期许?

谢丹阳:武汉有120万在校大学生,居世界之首,可以尝试商业服务出口方面的人才培养,提高本地区人员外文交流水平。武汉以及周边具有世界级的自然风景,应以“东方瑞士”为目标。

同时,高铁时代的来临彻底改变了武汉的地位,随着国家政策开始从沿海出口导向转向内地拉动内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2040年前后,武汉一定会成为国际大都市,成为国际人才汇聚地,成为国际友人访华的第一站。

重新引进来、走出去

《支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空间在哪些领域?

谢丹阳:中国经济已渡过难关。无论未来中国经济增幅如何,城镇化进程将无可阻挡。目前我们城镇化率达到50%多,而美国已达到80%,未来提升空间巨大。

我个人认为,中国至少还有15年的城镇化路程,未来30年的城镇化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还是可实现的。

我预测,到2020年,当中国人均国民经济、城镇化进程、服务业比例三大重要指标达到预定值时,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候就会来临。

中国新的政策红利就是新开放战略,即重新引进来、走出去。新的“走出去”战略将建立一个新的时代,美国、日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基于这一判断,当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结束后,服务业带来高素质专业人才,中产阶层随之崛起,中国金融服务业真正崛起的时代也将到来。

《支点》: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30.27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近18万亿元。未来两年是地方政府债务到期高峰期。您如何看待目前地方债务及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

谢丹阳:对于地方融资平台,这本来是一项不错的创新,因为那时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债务,但若融资平台的标准不严而滥发债务,最后无法偿还,后果则可能还是纳税人埋单。

我认为地方政府要发债,还是要经过中央政府这一层级认可,或者是以中央政府来代替地方政府来发债。

《支点》:去年10月,国务院明确要坚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并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等五个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分业施策”。如何缓解当前产业过剩问题?

谢丹阳:拉美是美国的后备,东南亚是我们国家的后备。整个东南亚人口众多,他们的基础设施极差。“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最重要的国策,是解决自己产能过剩,造福东南亚国家的策略。中国的改革,第一是宏观上价格改革,第二是产权和所有制改革。

《支点》:目前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您如何看待这类金融创新产品?

谢丹阳: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兴产品,我支持创新,但这不代表其没有风险。理财产品与银行存款不同,想要分享高收益,就要承担高风险。

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风险看,还需要监管部门能够跟得上。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企业在不断地金融创新,金融监管需跟上,否则给金融业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

现今,谁能创新,谁能拥抱改革,谁就是赢家。改革的时代、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支点杂志2014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