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国伟老查 新浪总裁曹国伟:老查开始了彪悍的旅程
在大学同学眼中,曹国伟是一个天生的商人。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个超级美食家。大学老师说他为人低调,善于变通;投资家说他是一个很严谨的生意人,完全按照商业规则出牌。但曹国伟自己却说:“我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虽然并购分众未能成功,但他却完成了中国互联网企业首例MBO.去年9月,以他为首的管理层用约1.8亿美元购入新浪约9.42%的股份,实现了管理层控股。对此,曹国伟的解释是:“江南春增持分众股份的做法触动了我,MBO是一种冲动。”
“新浪电影制片厂出品。”黑暗中,这样一行字跳了出来。曹国伟和其他第一次看见这一幕的新浪同事一样,愣了。
接下来,通常是一帮新浪同事一阵大笑。因为,视频开篇的一句旁白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仅仅想帮助新浪上市就闪人的老查,从此开始了彪悍的旅程。”
老查,就是新浪CEO兼总裁曹国伟。视频讲述了曹国伟在新浪十年的点点滴滴。
2009年9月28日晚上八点,曹国伟来到一家会所。推开门,屋子里没有灯。屋内,他的助理刘运利正和30多个同事一起,坐在一张长条的西餐桌上,等他。桌子上是准备好的花和蛋糕。
事前,刘运利告诉他的老板,这次活动主要是“为部分中层员工举办的”,再就是“大家好好聊聊当天新浪MBO的事儿”。但很快,曹国伟就看见了这部关于自己的“电影”。
当晚,他还收到了“想也想不到”的礼物——一套“曹氏邮票”和北京城里唯一的一台“莱卡M9相机”;那十张“邮票”,把曹国伟来新浪的每一年,都记录了下来。
“十年了,”后来,刘运利说:“老查来新浪整整十年了。这个party是我们给他的一个惊喜。”
那天晚上,曹国伟“平生第一次喝了七、八两白酒”,旁边的同事都看出来他“很激动”,“眼睛好象湿润了”。他还高歌了三曲,虽然他知道,“自己是五个音只能找到三个半音的人”。
凌晨,在新浪员工眼中看起来一向“严肃、严谨的领导”曹国伟回到家,在微博上发了这样一句话:“今天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很爱你们。”
在曹国伟心里,2009年9月28日,是过去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那一天,新浪宣布,以曹国伟为首的管理层用约1.8亿美元购入新浪约9.42%的股份,从而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实现了管理层控股,这也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首例MBO;那一天也是他进入新浪十周年的纪念日;那一天还是他小女儿的生日。
“如果要写一部回忆录,我会以这一天的party作为开头。”事后,曹国伟表示。
有评论认为,作为中国互联网界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曹国伟算得上是2009年互联网最大的赢家之一。在去年年末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曹国伟获得了2009年度“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奖”;而在央视2009年度经济人物中,他也是唯一一位获奖的互联网企业家。
“我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坐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里,曹国伟点了一支烟说:“MBO是一种冲动。”
“MBO是一种冲动”
在上海,曹国伟和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住同一个小区。2008年底,他们一起制造了中国互联网行业最大的一笔交易:新浪分众合并案。一年后的2009年底,由于被监管部门否决,并购已无法实施。
经此一役,江南春不得不改变自己原定的退休计划,重出江湖,亲自担任CEO.他告诉曹国伟:“作为创始人,如果公司还是独立运作,我想在分众增持更多的股份。”
“这触动了我。”曹国伟后来说。于是,在江南春宣布增持分众股份的三天后,曹国伟也宣布了新浪的MBO方案。“事实上,我们几乎是同时做得决定。”后者透露。
“其实,每个人的心态在各个时期都会不同,”曹国伟说:“有一段时间,江南春想好好歇一歇,现在他又决定去当CEO了;作为一个比较富有的人,如果还想继续打拼,他就需要更大的回报,所以江南春想到了增持。”
而曹国伟实施MBO的冲动则在于:“我就想看看,我的人生还能再换一种角色吗?”因为他感觉“自己做职业经理人已经到了极致,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挑战了。”
从首席财务官到首席运营官再到首席执行官,曹国伟称自己“几乎干遍了新浪所有的工作”。这是他此前没有想到的。
1999年,新浪谋求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当时,曹国伟是美国普华永道的注册会计师。因为做这一项目的同事生病,曹国伟不得不代替同事,从美国飞到北京。“这大概就是命运了,”多年以后,他说:“其实,我和新浪并没有直接关系,我只是代表美国总部来指导一下北京普华永道对新浪的审计。”
那时,曹国伟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碰巧,他在这时接到茅道临的一个电话。曹国伟告诉后者:“我想换工作了,你帮我看下哪一个更好?”
听完曹国伟的介绍,茅道临觉得每个新工作“都很不错”,但他还是建议曹国伟:“来新浪试试吧。”接着,茅道临介绍曹国伟去见了新浪当时的CEO王志东。
“这是一个天才,”曹国伟说:“王志东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此后,因为新浪和媒体有关,曹国伟选择加入新浪,成为了主管财务的副总裁。
此时,新浪的上市正陷入困境:由于政策壁垒,公司无法按计划登陆纳斯达克,以至于王志东和曹国伟的前任汪延不得不天天去信息产业部“上班”,与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沟通;曹国伟则在美国,负责协调律师、投资银行和美国证监会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曹国伟的严谨作风显露无疑——他并没有同意汪延将相关法律、财务文件的互译工作外包出去的建议,而是亲自出马,把那些枯燥的文件翻译成英文。
曹国伟亲自设计了新浪的上市方案。正是他设计的方案,让新浪的纳斯达克之路柳暗花明。这一方案的独特之处在于,新浪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与其在中国的运营主体之间并没有股份关系,而是通过很多法律的手段,把它装入上市公司。
“没有股份关系,为什么可以合并财务报表,这是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为此曹国伟亲自前往美国证监会谈了3次,新浪的招股书则前后改了8遍,“很累人。”最后,新浪上市的模式开创了一个新模式,也成为搜狐等中国公司上市的范本。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生意人”
2005年的一天,曹国伟来到英国伦敦。在那里,他见到了大学时代的辅导员张力奋。“我感觉他压力很大。”张力奋说:“但我当时长年在国外,并无好的建议,所以只能听。”
那两年,也正是曹国伟的艰难时刻。“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曹国伟回忆说:“因为那两年正是我既当COO又当CFO之时,COO负责公司运营,CFO面对股东与董事会,这是公司中两个最具体、最累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冲突性还很强。要做好,真的很难。”
尤其是2005年2月,盛大创始人陈天桥发动了对新浪的“偷袭”。“这件事情,让我花了太多时间在谈判上,”曹国伟说:“最忙的时候,我三天三夜没睡觉。”
事实上,曹国伟与陈天桥打交道,始于2002年。“外界一直以为,新浪很抗拒盛大和陈天桥,其实并非如此;我一直觉得和盛大合作是一个选择,”曹国伟说:“从2002到2003年,我们两个人就新浪盛大的合并,前后谈了三次。”
“即便我不是最爱新浪的人,也是最爱新浪的人之一,”陈天桥此言不假,最初,他与曹国伟洽谈的设想是“新浪合并盛大”。
“能让中国两个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合并,我们都很激动,”曹国伟说,但是当年最大的障碍在于,“盛大有一个风险投资商,在利益的分配上,他们并不认可陈天桥的方案。”
时光流转。2005年2月7日,就在盛大突袭新浪的前一天,曹国伟已经预感到“将有大事发生”,他甚至在董事会上建议提前制作出“毒丸”计划,以备不测。“因为我已经预料到新浪财报公布后,股价必会大跌,”曹国伟说:“我们的股权很分散,所以从公司的治理角度,我想到了‘毒丸’。”不过,董事会上并没有人对此做出反应,而他后来也“没有去落实”。
2月8日,纳斯达克风云突变,盛大斥资2.3亿美元,收购了新浪19.5%的股权,一跃成为最大股东。
此时,曹国伟正在澳洲和全家人一起度假。但当他看到新浪巨大的股票交易量时,他预感到“已经出事了”,也猜到“这应该是盛大的动作”。不过,“具体是怎样的动作,有多大,不太清楚?”直到他接到陈天桥的电话。
此后,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曹国伟丢下妻子,一个人赶回国内,以最快的速度制作出“毒丸”计划,并展开与陈天桥的新一轮谈判。
不过,整个谈判的过程,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火药味”。“我们双方从来都没有达到是与非这样绝对的地步,”曹国伟说:“如果他拿出现金放在桌子上,并且开出一个好价钱,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那时,对于任何一个想收购新浪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开放的心态。”交锋之后,曹国伟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保护公司。他坦言当时整个管理层的心情都很平静:“这是一份工作,在做职业经理人时,我们不要把感情和股东的价值混杂在一起;我们的责任就是在资本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做出合理的判断。”
“他是一个很严谨的生意人,完全按照商业规则出牌,同时还能很灵活地结合中国的特点,”红杉中国合伙人沈南鹏说。
“他终究还有一个新闻梦”
曹国伟有一百多条领带。采访拍摄的时候,没有镜子。他就站在电梯门口,借着金属反光,仔细整理自己的领带和袖口。
“我平时不这样,我根本不戴领带,”他说。即便如此,你还是很难把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人,和他“率性”的大学时代叠加在一起。
曹国伟曾有一头长发,据说一直留到去美国求学,“那时,我很随性。想到哪里去,我就开着车走了,”他说:“所以,我去过美国一半以上的图书馆。”
在复旦大学,曹国伟读的是新闻系。毕业后,他在上海电视台做了几年记者,此后去美国求学,转入商界。“他最后走出这样一条路来,我不吃惊。”他的大学辅导员张力奋说:“他生在上海,高中就读的是名校上海中学,是住读生。所以,比同龄人更早自理生活,也更独立。”张力奋现在是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版主编。
曹国伟所在的新闻系“8413”班,在复旦校园里颇为传奇。在中国新闻界和商界,从这个班走出来的,除了曹国伟,还有解放日报现任总编辑裘新、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品牌策划人李光斗、新华社名记者刘非小、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曹柯等。
“这个班的学生,一开始就有点不一样,”张力奋说:“那时带曹国伟他们这个班,我刚留校,仅比他们年长4、5岁,亦师亦友,气氛宽松自由。”几年下来,师生情意深厚。张力奋有校园情结,近期,他向FT告假,将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做访问教授,短期讲学。
“那时,王长田的兴趣在书法与写诗,裘新爱写文章和影评,曹国伟则主要负责摄影。”后来,张力奋主编校园刊物《复旦风》,创刊号的摄影作品,由曹国伟一人拍摄。
曹国伟会用“调皮”“爱冒险”来形容年轻时的自己,这和老师看到的有些不同。那时,他穿衣服不着调、上课老缺席,喜欢到处拍照。有一次,曹国伟一个人来到江西的三青山,“结果,一上去就下暴雨了,三天都没有一个人上来,真是心旷神怡。”
而曹国伟同寝室的同学则记得:“有一年一开学,曹国伟就在海报栏上贴告示,说要帮暑假出去旅游的同学冲印照片,一下招来好多生意。”
后来,在毕业留言册上,同学给曹国伟写了这样一句评语——“你是一个天生的商人。”
“曹国伟自信,但为人低调,并不张扬,”张力奋这样评价:“他会跟着他的感觉走,会适应环境,善于变通,不会循规蹈矩。”
“我的性格并没有变,”曹国伟也说:“严谨是因为工作。”平日生活里,曹国伟还象大学时代一样随性而为,“想去哪里,马上就走,”这导致他和家人在全球旅游的时候,“总是不得不买最贵的机票。”
而在新浪,“曹国伟私下里就是一个超级美食家,”新浪总编陈彤说:“有他在,我们上餐厅都不用点菜。”
2009年的中秋,曹国伟的假期休到一半,又不得不坐上了公干的飞机。第二天,他看见了俞敏洪在新浪微博的一段话:“有人问成功是什么?我觉得成功就是过上自己爱过的生活。”
俞写道:“如果财富、名声带来喜悦,我们就去追求;如果闭门思考带来快乐,就让我们独处。成功不是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在心中,你是不是被自己承认?”
对此,曹国伟在微博里写了这样一句——“严重同意”。
20年前,如果有学生改行,张力奋会非常惋惜。“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了,”他说:“如果有新的平台与机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是很好的选择。”
不过,直到现在,张力奋还是觉得曹国伟的内心里,“终究还有一个新闻梦,”“经商?那他为什么不去选择钢铁业、制造业?而是选择互联网?”张力奋说:“只不过,他的这个梦,藏得很深。”
B=外滩画报
C=曹国伟
“我不准他们把房产、汽车,全部押在MBO上”
B:关于MBO,你先和谁说的?董事会还是高管?
C:先告诉了董事会。董事会说不能做,我就不做了,也不用通知高管了,这又不是造反。
B:你提了几个方案?
C:不需要方案,董事会同意由我控制的公司,增持新浪10%的股份。至于谁融资谁参与,跟它无关。
B:把高管全部拉进来,是你深思熟虑的吗?
C:没有。我只是把来龙去脉与风险告诉大家,然后由他们自己决定。
我觉得这不是公司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优惠,更多的是我们对公司的承诺。这不一定只赚不赔——如果把公司做砸了,股票会跌,照样会赔钱;但如果努力,公司做的更好,股票是会增值的。而且,我也不会把你参与不参MBO,作为你爱不爱公司的标准。
当然,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参与,要达到一定职位才行。说实话,大家的反应让我真的很感动。我们所有的高管,全部参加了,大家都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了。
B:但是决定谁参与、参与多少,是不是你最头疼的?
C:我跟他们定了一个原则,不要不切实际。比如你本来一年赚100万,你偏要投1000万。这就像买房子,我95%的工资都用来还贷了,这肯定不对的,要出事的。
我的意思是看你的能力。在你能力范围里面,设定一个大概的上线。在这个情况下,我不会给他们太多的数额。我不建议他们把自己的房产、自己的汽车,全部押在这件事情上。有人想这样做,但是被我制止了。你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房奴、车奴,那会给你的工作带来无穷的、不必要的压力。这个机制是很好的,但不能做过了。
B:每个人有上限吗?
C:有上限,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做无限制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他们心态的转变。
他们从来没想到我会走这一步棋,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力。这样,就可以彻底打消外界对我们的诸多误解。
B:股权分散,使得新浪总是遭受收购,MBO之后,是不是就结束这一不利的局面了?
C:这是一个误解。人们总觉得新浪没有大股东,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新浪的大股东,时不时在股权上会有一些动作。
事实上,新浪是美国的上市公司,它的股权机制和二级市场的防御体系非常严密。除了“毒丸”,我们还有很多防御措施。一般来说,别人要通过二级市场成为新浪大股东,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大部分人并不懂得这个游戏规则,所以每年都会有人前赴后继地去做这种无用的尝试。这对我们公司干扰挺大的,这种干扰是无形的,经常会有这种问题出现,你至少要去化解一下。
但这不是股权分散本身带来的问题。在外国,股权分散是非常普遍的。只是,在中国比较特殊,国内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绝对的公司模式。
而现在通过MBO,今后就可以完全化解了。
B:新浪CEO更迭,也与股权分散没有太大关系?
C:是的。新浪一直是CEO负责制的公司,CEO代表这个公司最高的权威,在历任历史上都是CEO说了算,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了算。
在我的任期,我提出的议案,从来没有不被董事会通过的。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公司,应该是谁走了都不重要,而不是说今天这个CEO走了,公司就完蛋了。
B:和分众并购,在董事会会议上,你也是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C: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我们整个程序,包括等董事会讨论批准、投资银行推荐评估等等,总共只花了一个小时。
分众的董事会开了六个小时的会。那一天,我要等江南春电话,但迟迟没来,我后来就睡着了,直到半夜一点钟他才来电话。
“一个真实的我,会展现在大家面前”
B:现在再来看这十年,你能成为今天的曹国伟,是哪几步选择的对?
C:进新浪以后,我只做了两个重大选择。一个是回国,再就是做不做CEO.当然,每个人的选择,都跟他不同时期的心态有关。做CEO这个决定,我当时考虑了半年时间。
B:你为什么会犹豫做不做CEO?是自己有短板,还是遇见什么难题?
C:不是短板的问题。如果新浪要找一个新CEO,我是最合适的,这个我非常自信。
每个人都有长处与短处,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我们要出现在完美的时机、完美的场合,去做完美的选择。
但我要去做CEO,就意味着要对公司、对员工,有一个长期承诺,责任是巨大的。一旦做了CEO,就不能今天高兴做就做,不高兴就不做了,这是对公司不负责任的做法,对自己的名誉、职业生涯都会产生很大的伤害,所以必须是一个长期的承诺。
站在个人角度,这未必是我最好的选择。选择,无非是看你的付出与回报,加上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愉快,这三个因素。这跟每个人的经历有关,当时我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些。
B:你给自己怎样定位?是创业者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C:我现在创业是晚了一点。我从职业经理人开始,在新浪做了十年。只不过,我把这个活干到了极致,这个角色已不让我特别激动了。
有一次,我跟沃尔玛全球的董事长和CEO一起吃饭。我发现刚从CEO位置上退下来的董事长李。斯科特看上去比现任CEO迈克。杜克还年轻。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这么早退休了?李。斯科特说:“我已经在一家4000亿美元收入的公司做了9年CEO,很累人的。9年下来,我真是心力憔悴,我还要留一点时间干别的事。”
我觉得李。斯科特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人就应该这样,又不是说你天生下来就有使命去做CEO,要永远做下去。
B:如果写一部中国互联网史,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你希望树立自己怎样的风格呢?
C:我已经树立了,只不过还没有被真正理解。
我从来不觉得我在重塑自己。外界的评价并不重要,通过更多的接触,我相信大家会对我更加了解。一个真实的我会展现在大家面前。
B:我们用一个很贴切的形容词,可能会说狂人马云,顽童丁磊,或者说马化腾是一个工程师,过去人们会说财神爷曹国伟,你觉得你应该是什么?
C:我不喜欢评价自己。
前不久,美国希尔曼律师事务所中国合伙人见到我,开玩笑说,你做的事情,都是我没有做过的。他们是专门做合并收购的,而我的每个交易案,都有很多创新的地方,这就是我最自豪的。比如,雅虎和阿里巴巴的并购。刚开始,雅虎是先找我们谈的,后来才是阿里巴巴。
我设计了一个架构,后来他们谈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架构。包括新浪乐居与易居中国成立的子公司分拆、合并、上市模式,之后也有很多人打电话来问,他们从来没想过这样也可以上市。其中的创意和难度,对后来人都有借鉴作用。而且我做的所有交易,从来没有问过投资顾问。
我为新浪节省的并购费用,没有一亿美元,也有五六千万。像分众这个案子,没有两千万美元的顾问费下不来。虽然我这方面比较出色,但并购只是我工作中比较小的一部分。我大量的时间还是花在公司的运营、管理上。其实,财务工作我管的很少,这方面外界的误解也是比较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