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辉琴行 刘正辉:卖过小吃的制琴师

刘正辉两鬓有些斑白,做活的时候是一副地道的工匠模样,完全不像想象中琴师那种风雅、飘逸的范式。把通条烧红了,再把它拿到一边晾到该有的温度,用它在一根小竹子上烫出两个孔,再瞄,再烧,再烫,如此乏味的工作刘正辉每天要重复数十遍,并且已经重复了数十年。

在刘正辉看来,京胡之所以让他如此着迷,是因为“它太烈了,样子那么简单,却能拉出极复杂的调式,它很难驾驭,又不是不能驾驭”。但关于京胡的种种妙处,是后来才感悟到的。

刚学京胡那几年,刘正辉的目的很单纯,就想学门手艺,冀望这门手艺能帮他躲过“上山下乡”。 那一年刘正辉12岁,有天他和小伙伴在街上玩,忽然听见一阵京胡的声音悠悠地传来。他寻着声音追过去,看见一位边走边拉的卖京胡的老人。

刘正辉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声音迷住了,就跑回家去,向妈妈要了一块三毛八分钱,买下了一把最便宜最次等的京胡。从此,刘正辉每天坐在四合院里吱扭吱扭地拉起来。“很奇怪当初我拉得那么难听,从早到晚从不消停,为什么邻居们没有怨言。

现在可不行了,大家的维权意识都很强。”刘正辉笑着说。 从他的回忆里,那段既快乐又心酸的时光被拉了回来。刘正辉说,等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阿庆嫂的“这草包”,还有小铁梅的“我家的表叔”都会拉了之后,刘正辉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京胡老师。

“可惜好景不长,没学多久,师母就跟我说师傅工作忙,不能再教我了。后来我知道当时跟我一起学琴的那个孩子的爸爸在使馆开车,同学的妈妈总能给老师带一些从使馆打包回来的豆腐啊、肉啊什么的。

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确实很稀罕。”这些事,是长大以后才慢慢悟到的。当时的他并不知道那么深奥的人情世故。“当时虽然伤心,也没敢跟母亲说。” 刘正辉说着,眼睛里有泪花——即使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失意的时候,他开始跟岳父学做琴

离开了老师后,刘正辉自己琢磨着用一块木头做成弧形,中间拴上钢丝,上课的时候就把它藏在课桌下,练揉弦儿。那时候刘正辉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进剧团,成为专业演奏员,为此他甚至在街道旁卖力地拉京胡,希望能被剧团的老师看到。

高中毕业那年,剧团终于来学校招学员了,虽然说只招演员,不招演奏员,可去给报考演员的同学伴奏的刘正辉却被剧团一眼相中了。1977年1月5日,刘正辉如愿以偿地进了北京风雷京剧团,这个日子他永远记得。

上世纪80年代初是刘正辉演奏技艺精进的一个时期,那时候刘正辉为铜锤花脸杨燕毅操琴,出演了《包龙图》、《锁五龙》等裘派名剧,当年的媒体曾用“他的琴声时暴风骤雨,时行云流水,或急似电闪雷鸣,或缓似缕缕缠绵”来评价刘正辉的琴艺。

1987年刘正辉调入中国戏曲学院。但不久,受到一些人事变迁的冲击,刘正辉的特长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一度,他连演出的机会都没有。“那是我一生中比较失意的一段时期吧。”刘正辉轻描淡写地带过了那段经历。

他说:“只不过,现在想想那段时间不能演出,反倒学会了做京胡。” 那时,赋闲在家的刘正辉开始到岳父许学慈那儿打打下手。刘正辉的岳父许学慈是上一代制琴师的代表人物,提起“许老”,在中国大凡拉过京胡者几乎无人不晓。

曾为梅(梅兰芳)家四代人操琴的著名琴师姜凤山说:“我给梅家人伴奏所用的琴都是许学慈先生所做。” 就这样刘正辉冒着“三十不学艺”的风险跟着岳父学起了手艺,一学就是十多年。刘正辉说那些年,他全部精力都用在这上面,一有时间就去帮师傅干活。直到今天刘正辉对许学慈老人还尊称“师傅”,而不是“岳父”。他说:“我跟他的情谊,还是师傅这个层面的多一些。”

离开京胡后,一度推着三轮卖起小吃

跟师傅学琴、做琴差不多十年过去了,刘正辉感到与师傅观念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刘正辉主张改革、创新,而师傅则坚持认为传统的东西自有其道理。比如说在“要不要上漆”这个问题上,刘正辉通过对小提琴发声原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上漆能让材质的水分保持稳定,对京胡的发音大有益处,尤其是在雨水多的南方。

所以,刘正辉主张上漆,但从前做琴是不上漆的。 再一个,老辈人做琴,大多遵循一个模式,但刘正辉认为在东北拉的琴和在南方拉的琴、用于京剧伴奏的琴和用于音乐会的琴不应该按照一种模式来做。

由于种种观念上的分歧,刘正辉离开了师傅。但是离开之后,他又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 刘正辉终究是个闲不住的人,离开师傅后过了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1996年初,刘正辉花120块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从一个琴师变成了在西直门附近卖排叉儿(一种北京小吃)的。

“一袋排叉儿9毛钱批来,卖一块三,每天卖100袋能挣40块。”刘正辉认真地算着这笔账。 即使卖排叉儿,刘正辉也爱动脑子。

有一阵子排叉儿属于紧俏商品,去批发总要排很长的队,刘正辉想反正站着也是站着,还不如去里面帮做排叉儿的师傅干点活儿。就跑进去,挽起袖子帮排叉儿师傅们揉起了面,揉了差不多一小时,排叉儿师傅一高兴就说,先批给你吧。

刘正辉心下算了一算,想:排队要排两小时才能批到,揉面揉了一小时就批到了,所以他还是赚了。 一次,一位《中国文化报》的编辑来买刘正辉的排叉儿,看了看刘正辉说,我觉得你不像干这个的,你背后肯定有故事。刘正辉把自己的事跟编辑说了,编辑回去后就写了篇关于他的报道。这件事,让刘正辉很受刺激,他开始琢磨要不要把自己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成立工作室,天南海北的乐迷都来了

虽然回到京胡本行,但刘正辉依然有自己的想法,他开始琢磨写本关于京胡方面的书。 刚有这个念头,刘正辉就跑到一家出版社,找到一位编辑跟他说自己想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刘正辉说:“其实当时编辑根本不想出这本书,可能是被我说得感动了,就把我引荐给了更高一层的领导,就这样一道环节一道环节地疏通,出版社最终帮我出了3000册。

”就是这本《京胡学习与欣赏》的小书,后来给刘正辉带来了不少知音,全国各地都有打电话、写信与他探讨京胡技艺的乐迷。

刘正辉说,后来隔三岔五就有从外地来的京胡爱好者,找他去帮忙挑琴。“有些大老远来的,还带着礼物。”他心想,何不干脆自己开个工作室,不是更方便大家么?就这样,刘正辉操持起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帮助天南海北的乐迷。

曾经有位从江南来拜访刘正辉的老乐迷,本不打算向刘正辉买琴,只是想来讨教两个问题,来了却被刘正辉的一把琴迷住了,老乐迷身上没带够钱。刘正辉猜出了他的心思,说:“你看这琴值多少钱,你就压多少钱,回去用了合适再把差的钱邮来就行了。

”还有一位内蒙古来的盲人琴师,来了三趟,硬是凑不够买琴的钱,盲人琴师说:“我不拉则已,要拉就拉好琴。但我一次拿不出那么多钱。”盲人琴师做人的气派让刘正辉开了眼,他立刻砸出一句:“这些琴,你爱哪把拿哪把,钱慢慢再寄来。

”就这样,盲人琴师拿着琴回到了内蒙古,每月寄来两百块。 采访那天,石家庄来的老先生给琴蒙完了皮还不肯走,老人对刘正辉刻的琴码爱不释手,边看边说:“一个码子能救活一把琴哩。

”刘正辉见状送了他两副,老人小心翼翼地捧着,揣在怀里,一个劲地说:“太珍贵了。”然后像个小孩那样缩起头来满足地笑了。老人还说他刻一个琴码要半天时间,刘正辉说他只需20分钟。

老琴师犹豫了一下,估计想问问其中的玄机,又碍于情面不好深问。不消说,刘正辉也猜出了老人的心思,说:“我把技术告诉你吧,也不能让你白来。”然后就说了自己的心得。 算了算,那天早上刘正辉一连解答了大伙的不下五个问题。每个人都带着答案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不让女儿学这门手艺了

一 在做这个采访之前,并不知道“京胡”这种乐器能火到如此程度。很长时间以来,它给人的印象只是在夏天的公园里吱吱嘎嘎寂寞地响着。 二 从宜昌来的老琴师告诉我,他统共收藏了30多把京胡,从史善朋到许学慈再到如今的刘正辉的琴,他都收藏。

老人拉琴已经40年了。 在采访的时候,刘正辉会时不时地看看墙上的京胡自言自语一句:“多像一幅画。”仿佛在品一坛醇香的酒,神情间有种难于道破的迷醉感。 三 在刘正辉工作室的门后,贴满了他的女儿从法国寄回来的照片,刘正辉的女儿15岁就去法国学商务管理。

他不打算让女儿学这门手艺了,因为“它太古旧,不顶吃也不顶穿”。偶尔刘正辉说了句:“我没有儿子,这门手艺还不知该传给谁。”言谈之间,有种隐忧。

但他又乐观地说,这一任戏曲学院的书记倡导科技办学,支持他们搞实验,学院正在筹划设立乐器改革研究室。一切顺利的话,刘正辉可以到研究室带学生,把手艺传给他们。他说:“我并不保守。” 四 刘正辉还在继续革新,他有些固执地相信,西方人之所以不能像接受小提琴那样接受京胡,是因为京胡所使用的蟒蛇皮不符合西方人的环保思想。

于是他发明了取代蟒蛇皮的“仿生皮”。据说,如果都使用“仿生皮”做琴的话,一年能放生10万条蟒蛇。

这些年,圈子里对刘正辉搞的改革议论颇多,有赞赏的,也有贬抑的,刘正辉说他见有人在网上发帖子,为他正名,写了一些这些年他做的事。刘正辉看了心中感激,说想送这位网友一把琴。 五 那天,北京市京剧团的著名琴师找刘正辉做琴,琴师对将要做成的琴提了一些要求后,留下3000块钱走了,可临走又嘱托了句:“还是用真蛇皮吧,你那个好是好,但还是帮我用真蛇皮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