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简介 论刘文辉反蒋介石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刘文辉是一位活跃于四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他约20年的一贯反对蒋介石,使蒋介石虽对他耿耿于怀,却又拿他毫无办法,从而最终为“控制川康,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这种“坚持反蒋斗争,从斗争中去求得生存和发展”[1]的策略,是值得研究的。
一、刘文辉反蒋20年
刘文辉在20年间反对蒋介石的主要活动有:
1929年,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组成了一次大联合,掀起了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刘文辉于12月1日、2日与唐生智等75人联名发出东、冬两电,斥蒋介石为“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2]。这次反蒋,因为蒋在军事上占上风,又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使反蒋主力唐生智及其部队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刘文辉的部队又远在四川,难以给予军事支持。随着唐军的迅速崩溃,反蒋斗争失败了。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组织讨蒋联军,发动了中原大战。刘文辉认为这是一次倒蒋的大好机会,于是一面暗中调遣兵力,准备出兵武汉,与冯阎联军相配合;另一方面又于9月6日发出鱼电,再次公开反蒋,要求他“克日下野”[3]。这次反蒋,因为张学良突然改变骑墙态度,并率军入关援蒋,中原大战遂以蒋的胜利而告终。
两次反蒋,使刘文辉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政治上已水火不相容,蒋必欲翦除而后快。所以在1932年-1933年的“二刘大战”中,蒋介石支持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等部,打垮了刘文辉军队,占据了刘文辉在四川的大部分地盘,迫使他率领不足两万人的残余部队,退守西康。
西康乃地瘠、民贫之地,军需供应等立即成为大问题,加之四川的刘湘又深恐刘文辉重振旗鼓,处处与之为难,蒋介石更欲乘机去之而后快,弄得刘文辉内外交困。但是,刘文辉却决心不“向蒋介石投降,作他的驯服工具”,也不“脱离政治生活,到外国去做寓公”,而是选择了“坚持反蒋斗争,从斗争中去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道路。[4]
在这以后,刘文辉一方面乘蒋介石正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追堵红军和对付刘湘之机,养精蓄锐,加强西康建设,借以自保;另一方面又主动采取措施,化敌为友,与邓锡侯、潘文华等结为同盟,共同抵制蒋介石集团对川康两省的控制、渗透、分化和吞并。
刘文辉并在此时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逐步摆脱了政治上的孤立地位。针对蒋介石的威胁、利诱、分化、渗透的种种阴谋,刘文辉采取了“经济上开门,政治上半开门,军事上关门”(即:不反对国民党中央在西康的经济活动,容许蒋派少数人员参加西康省的党政工作,拒绝蒋派兵进驻西康)的策略,与蒋介石展开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不懈斗争。
如:对蒋介石的御用工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的斗争;断然以武力收复甘孜,将班禅行辕赶出西康的斗争;又如1946年,蒋介石借整编为名,企图行削弱地方军之实。
刘文辉则阳奉阴违,按兵不动。蒋介石见屡次售计不成,就欲来一个调兵离山,让刘文辉到他的“中央蒙藏委员会”去坐第一把交椅。
刘文辉明白蒋介石的企图,于是予以断然拒绝,并通电说他宁愿去当老百姓,也不愿去当这个“委员长”。蒋介石只好作罢。1948年,蒋介石派亲信王陵基取代邓锡侯为四川省政府主席。
刘文辉则联合邓锡侯、潘文华等,以省参议会为工具,策动“驱王运动”,由反王进而反蒋,等等。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临近崩溃之时,蒋介石亲赴成都,企图把刘文辉绑在反共的战车上,并胁迫刘文辉将家属送往台湾作为人质。刘文辉则相机发动了迎接解放的彭县起义,蒋介石只好狼狈地逃离大陆。
经过这些连续不断的反蒋斗争,刘文辉终于渡过了重重难关,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有了与蒋抗衡的实力,而且使四川、西康的大部分地区免遭战火的蹂躏,并因而“走到人民阵营”。
二、刘文辉为什么要反蒋
刘文辉为什么要一贯反蒋呢?他本人对此即作过回答。刘文辉在自传体的《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这篇长文中曾有专节论述,他把它归之为“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所产生的“强烈”的“政治支配欲”。
刘文辉说:“我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说实话,当年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具体言之,在1930年以前,蒋介石还在军阀混战中处于被围攻的地位,而我在四川的实力正在向上发展,那时的反蒋是,为了扩大个人的政治局面;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
1930年以后,蒋的法西斯统治已在全国确立,并逐步把魔爪伸入四川;而我在政治上又逐渐转入逆境,尤以二刘之战(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诸部与刘文辉作战)失败,退守西康以后,处境最艰,朝不谋夕。
此后的反蒋,则为保持残存的地盘,以便重振 旗鼓,再图发展。”刘文辉在这段话中,对自己坚持反蒋的原因是讲得比较客观的,应该说基本上是事实。不过,因为该文撰写于1962年,发表于1963年,特殊的时代总会留下一些特殊的时代印迹。
当时刘文辉是本着“自我改造”的三条原则:“彻底否定过去,全部肯定现在,坚决相信未来”[6]而撰写文章的,对自己过去也就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
但是,如果对过去进行彻底否定,刘文辉也就不成其为刘文辉了。历史上的刘文辉,作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员,作为川康地区的最高军政负责人,当然是做过一些应该被否定的事情的;然而倘若不是因为做过这些事,也就不可能有那些经历并获得那种地位,更不可能做出反蒋、联共、起义等既产生了社会影响也确实会被历史肯定的事情了。
如果以“彻底否定过去”的态度去回忆并叙述“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这就反而会使自述未必真实可信了。
我认为,刘文辉之所以走上反蒋道路,并一直坚定地走下去,应该主要从社会根源上去进行分析。刘文辉出生于1895年,他的家乡大邑离成都不远,不属于那种消息闭塞的乡村;加之家景虽然不富有但也属小康,有接受教育、获取知识的条件。
刘文辉的青、少年时代,中国已沦为半殖地半封建社会,刘文辉之所以从14岁在成都考入陆军小学时起,就选择了以军事手段报效国家,正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的普遍追求。1914-1916年间,刘文辉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学时,校长蒋百里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他。
蒋百里认为:中国积弱,帝国主义势力已经深入腹心地带;西南数省物资丰富,人口众多,帝国主义影响较小;要挽救中国,须先控制西南作为根本,始足以有成。刘文辉对此说深以为是,以后即是带着大西南主义思想而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的。
从1916年到1929年,是刘文辉的势力发展最为顺利的时候。10余年间,他即从一个上尉参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拥有10余万军队,占有大半个四川,成为四川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
而在此期间,也正是孙中山先生拟以广东和四川为根据地,讨伐北洋军阀,铲除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期。刘文辉是读过孙中山的著作的,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是极为称赞的,孙中山对四川战略地位的重视以及反对专制与独裁的思想,不可能不对刘文辉产生影响。
因此,当刘文辉已经拥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实力后,他是必定会有所作为的,那就是“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而要“问鼎中原”,则必然会和蒋介石发生矛盾和冲突。
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伙新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分子,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窃取北伐革命的胜利成果,取代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由于蒋介石政权实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带头并支持进行争权夺利的军阀混战,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实行法西斯专政和残酷压榨人民的政策,并且处心积虑地培植亲信嫡系,采取排斥异己、消灭异己的手段,以巩固其专制政权。
这样,不仅形成蒋介石政权同人民大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加深,而且迫使各地方势力也采取对策,千方百计地排除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以保全自己,壮大自己,维护其在地方的统治权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文辉之所以参与了1929年和1930年的两次国民党内部掀起的反蒋活动,那么可以肯定,不仅含有借此扩大个人的政治局面的想法,而且也包含有反对独裁与维护地方利益的因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的中央集团与由地方军阀演变而来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斗争仍未停止,只不过是由明争转为暗斗。刘文辉此时与蒋介石的斗争,则是针对蒋介石极欲控制川康以建立蒋氏统治和反共基地的罪恶行径,而在中国共产党与反蒋民主力量的帮助下,在斗争中求生存,以牢牢掌握西康省的政权和独立的武装力量并抵制蒋介石的渗入为目的的斗争。
这一斗争,无疑是应当纳入有利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和应当给予肯定的斗争。
三、刘文辉反蒋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1.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斗争的发展
因为刘文辉1929-1930年的三封反蒋通电,蒋介石已将刘文辉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1932年,蒋介石支持刘湘纠集四川各派军事力量,发动了针对刘文辉的“二刘大战”。这是四川现代史上400多次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大混战,历时一年,战地纵横数千里,动用兵力20万。
由于川军各派都卷入这一混战,从而为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良好机会。1932年12月12日,红军乘虚从陕南进入四川,势如破竹,于1933年1月23日解放巴中城,随即建立了辖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5 个县和通江特别市及陕南特别区、人口100多万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
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震惊了蒋介石,下令刘湘统率川军进行“围剿”。
川军除刘文辉外,皆俯首听命。可是,正当刘湘所策划的“三路围攻”的主力田颂尧部在大巴山与红四方面军战局呈胶着对峙状态时,刘文辉却于1933年3月下旬至4月25日向成都积极调动兵力,威胁田颂尧后方,并与邓锡侯开了仗。
田颂尧与邓锡侯历来相依为命,心急如焚,于是,只得倾全力向红军发动猛攻,企图速战速决,以便回师驰援邓锡侯。结果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最终被红四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兵力损失过半。
川陕革命根据地借以在川北得以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川康境内的连续胜利,从主观因素来讲,固然在于运用了正确作战方针以及红军战士的英勇战斗;但在客观上,正是因为刘文辉反蒋造成了四川国民党内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7]对于革命的人民是有利的。
川军各派之间的重重矛盾,使得总体进攻和防御力量大大削弱,从而便利了红军能够各个击破。应该指出,在当时,刘文辉在动机上并非是要有意帮助红军,而是因为与蒋介石的矛盾使他势必首先求得自保,于是才产生了在客观上有利于红军胜利进军的后果,这或许是刘文辉甚或蒋介石当时未曾预料到的吧。
2.刘文辉走上亲共的道路
刘文辉在“二刘大战”中失败被迫退入西康后,仍不断遭到蒋介石的削弱和打击。蒋介石先是在西昌设立行辕,继而在康定、西昌、雅安设立军统特务站(组),对刘文辉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并屡次提出派中央军进入西康,企图彻底铲除刘文辉这股异己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心继续反蒋的刘文辉清醒地认识到,在那时能与蒋介石国民党抗衡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因而采取了亲共反蒋的态度和立场,并逐步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
1938年4月,周恩来派吴玉章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刘文辉在汉口江汉路四明银行接触。吴向刘阐述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指出抗战的光明前景,使刘受到启发和鼓舞。周恩来还通过刘文辉派到汉口的联系人邹趣涛向刘转告:“要以国家民族为重,依靠群众,团结一致,把抗战进行到底,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川康地方实力派也应当走这条路。
”之后,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若飞、华岗、李相符、田一平、杨伯凯等人,都分别一次或数次地与刘文辉会晤,使刘文辉不断增强了同蒋介石斗争并坚持到底的决心。
1942年2月一个深夜,周恩来在重庆机房街吴宅亲自会晤了刘文辉。周向刘讲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方针和要求。周恩来赤诚相见的谈话,使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的力量。
此后,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便由一般的联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中共中央不仅与刘文辉草拟了《八路军与二十四军抗日协定十条》,还在雅安架设了秘密电台并得到刘文辉的保护,……这些活动使刘文辉“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也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8]
3.注重控制区内的各项建设
退入西康后,为抵制蒋介石嫡系势力的控制与渗透,刘文辉除在政治上广交朋友以摆脱孤立地位以外,还比较注重和加强西康地区的经济及其他建设,以变不利为有利,赢得了与蒋介石斗争的物资基础。
以1933-1935年而言,刘文辉就在西康搞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十大建设”:建立起一个武器修理所,随后又扩建为厂,以加强军队装备并减少军费开支;办起一个军政学校,招收了一些当地青年,尤其是少数民族子弟,并以此和当地汉族以及少数民族的各阶层建立起紧密联系;办起了几所中专学校;在山峦重迭、交通不便的地方,下大力气开通几条公路;加强了警察治安建设,稳定了社会秩序;采取开放政策,鼓励私人经济,沟通商旅往来,促进市场繁荣;鼓励驻军与民同垦,将不少荒山开发为梯田;大力修整沟渠,兴修水利,扩大了灌溉面积;开设新式图书馆、书店,普及近代科学文化;开设近代医院,引进和推广西医西药。
这些措施的推行,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使得刘文辉驻防中心的雅安,在当时竟享有川康“小香港”之誉。这些措施增强了刘文辉的实力,为刘文辉坚持对蒋介石的长期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4.走上迎接解放的历史必由之路
因为反蒋而亲共,因为亲共而必然会走到人民阵营,迎接解放和新中国建立,这是刘文辉的历史必由之路。
1946年春,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对和平的渴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刘文辉为此而焦虑。周恩来借刘文辉在重庆出席会议的时机,及时地对他说:“蒋介石背信弃义,全面向解放区进攻,人民是反对的。我们被迫自卫,正义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对战争是乐观的。”他鼓励刘“回去只要好好搞,赢得人民的支持,将来是有前途的。”[9]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刘文辉被推为川康分会的负责人,后以杨宗文的化名领导工作。
1947年,民革中央领导人和民盟主席张澜都分别派人与刘文辉联系,商谈川康起义事宜。当蒋家王朝在大陆临近崩溃之时,尽管蒋介石对刘文辉千方百计地予以“关怀”,一心想把刘文辉绑在反共的战车上,刘文辉则一面与蒋介石周旋和敷衍,一面根据周恩来关于“大军将行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的电文指示[10],积极进行起义准备。
按照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商定的起义部署,当解放军临近川西之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摆脱了蒋介石的监视,于1949年12月9日在彭县正式宣布起义。
此举不仅及时打乱了蒋氏集团的步伐,使蒋介石集团企图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川西决战”、建立所谓“陆上基地”的部署与计划很快破产,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截断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妄图逃窜康、滇的通道。
受刘文辉起义的影响,麇集于川西的其他国民党军董宋衍、罗广文等6个兵团,也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纷纷率部起义。
人民解放军得以迅速缩小对成都的包围,聚歼了盘踞在川西的胡宗南部,于12月27日胜利地解放了成都,彻底打碎了蒋介石妄图凭借其“西南防线”负隅顽抗的阴谋。刘文辉彭县起义,加速了西南战役的进程,减少了军民的伤亡,避免了城市的破坏,有力地保护了成都及其附近地区的工厂、仓库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川康地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4月11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西南作战,从战役发起到结束,为时不过57天,前进约3000华里,提前两月完成战役计划,消灭蒋、胡残余部队约90万人,其中包括投降、俘虏40余万人,起义40余万人。
西南战役之所以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12月9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11]这是对刘文辉因一贯反蒋而走过的历史道路,及其必然归宿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的充分肯定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