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的中文水平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吸引我的活力

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汉学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者群体。他们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教学、科研和翻译推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发挥汉学家们的积极作用。

有鉴于此,本报今起推出《我看中国——知名汉学家访谈录》专栏,刊登本报驻外记者对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汉学家的采访报道,与读者一起分享他们传播中华文化的心得和感悟。

仲夏时节,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提前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城的瑞典学院门前,等待拜见刚刚过完90大寿的马悦然教授。正当我左顾右盼之际,一位手握雨伞、满头银发、气宇轩昂的长者疾步向我走来,我顿时眼前一亮,无需介绍,这位身着白色中式对襟上衣的长者就是马悦然教授!几句寒暄之后,马老先生就将我们领进了瑞典学院大楼。

陪伴马教授左右的是他的夫人陈文芬女士,她把我们带进会客室,这个会客室是以古斯塔夫三世时期著名诗人贝尔曼命名的。在这里,马教授会见了多位享誉世界的文人墨客。

我们团团围坐在一个小的会客桌旁,气氛轻松、自然。话题很快转入这位汉学家的个人经历。

记者:每一位成功人士在少年时代都有一个梦想。您作为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有过怎样的梦想?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当一名汉学家的?

马: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当一名中学教师。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然后到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梦想有一天在瑞典一所高中里当一名教师,教教拉丁文或希腊文就行了。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期间,我开始接触东方古典哲学著作。

当时经一位亲戚推荐,我读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作家的作品。此后我又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对老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道德经》的英、法、德文译本就有100种之多,而且各种译本出入很大,究竟哪个译本更接近原著?我感到很困惑。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就去拜访瑞典最有名的汉学家、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我问高本汉哪个译本最好,没想到得到的答复是“这些译本都不行,唯一可靠的是我自己翻译的英文译本,但还没有出版”。

于是他将译稿借给了我。一周后,当我来还他的译稿时,高本汉对我说,了解中国文学的最好办法是读中文原著。我告诉他我是学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他问我:“为什么不学中文呢?”临别时,他说:“如果你要学中文的话,8月份就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来找我。

”高本汉的一席话使我放弃了所学的专业,在父母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于1946年8月从乌普萨拉大学转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我当时的第一本书便是《左传》,我一直认为《左传》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著作之一。可以说,同高本汉教授的这次见面改变了我的一生。

记者:您曾说过,1950年离开中国时已把中国当作第二个祖国。我们知道,您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到了魂牵梦萦的地步。您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情是怎么来的?中国文化哪些地方特别吸引您?

马:我1948年头一次到中国。当时我是一个从来沒有出过国的二十四岁青年。峨眉山的雄伟秀丽、教我欣赏唐诗的报国寺方丈对我的关怀、报国寺里的小和尚们对我的友好、乡下人民极为朴素的生活方式和众多中国友人对我的关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应该说从那时起就与中国产生了感情。

到了中国之后我很快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很多西方社会缺乏的活力。依我看,要维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要靠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我对先秦文学的《左传》《庄子》非常感兴趣,而且在阅读和朗诵中受益匪浅。直到若干年之后,当我80年代初期患胆结石痛得坐立不安时,我默诵着《左传》和《庄子》里的章节,顿时觉得疼痛减轻了许多。

记者:这或许是“诗歌疗法”吧。

马:是的(笑)。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吸引我的活力。

记者:我们发现您对翻译情有独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上,对翻译工作还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您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马:1948年我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我的第一部关于中国文学的译作。1965年以前,我主要翻译中国上古与中古文学的作品,如《诗经》《楚辞》以及汉朝的民歌与乐府、唐宋诗词等等。从1965年起我开始翻译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

我对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涌现出来的诗人如北岛以及其他当代诗人很感兴趣,他们的作品我翻译了不少。上世纪80年代应该算是中国新小说的黄金时代。我非常欣赏那个年代末出现的作家和作品,如李锐、余华、苏童、莫言、曹乃谦、阎连科的作品。

记者:您怎么看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马: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恩达尔曾经说过,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沒有翻译就沒有世界文学。我赞同他的这种说法。翻译可不是闹着玩的。过去中国文学的许多译本之所以出现很多翻译上的错误,主要的问题是译者不懂文学。他们是在没有读懂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去从事文学翻译的,充其量是懂外语的人,而不是翻译家。翻译一本著作,不仅要对得起作者,还要对得起读者。

(本报赫尔辛基7月21日电 本报驻赫尔辛基记者 赵广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