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兆骞与丁酉 流人吴兆骞与《秋笳集》
在宁古塔众多的流人中,其文学造诣最高,名气最大的当属吴兆骞,他五十四年的一生中,在宁古塔却生活了二十二年,宁古塔这个塞外绝域的山山水水,风土民情深深的留在他的记忆中,凝固于他的笔端,他将自己戍居塞外的不同思绪,写成著名诗词长篇《秋笳集》和《归来草堂尺牍》,流传于后世,让今天的人们了解三百多年前的东北和宁古塔。
吴兆骞,字汉槎,江苏吴江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其父吴晋锡时年33岁,吴兆骞的母亲李氏,为其侧室,吴兆骞共有兄妹八人,他排行第四,吴氏家庭在吴江县很有名气,其祖上多为官吏,家境较好,称得上“门第清华,资产素绕”,在这一带很有影响。
其父吴晋锡自幼饱读诗书,兼学武艺,后参加乡试,中举人,又于第二年(1640年)春赴北京,参加会试成为进士,随后不久被授永州府(今湖南省零陵)推官,是每府所设的专司刑狱之长官。
当时明朝正处在灭亡前的风雨飘摇期,时政不稳,北有关东大地上满族的崛起,建立了后金王朝,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造**,一度攻下北京城,李自成称帝,但很快又被吴三桂引清兵所击败,江南各地朱姓兄弟各自立为王者,以图维护其南明王朝的统治。
正是在这乱世之时,吴晋锡来到湖南任上,为抵抗大顺农民军,采用古代“寓兵于民”的方法,组织乡民兴团练,平时务农,战时保家乡,曾取得成果,乱世之中保有一方平安,对于家里之事吴晋锡根本顾不过来。
吴晋锡曾有三个夫人,吴兆骞为其侧室李氏所生,他天资聪颖,受其兄长的影响,在这个书香浓厚的贵胄之家中,为造就出日后的文学英才打牢了基础,再加之所处环境,正是长江三角洲的富庶之地,物资富饶,鱼米之乡,且风光旖旎,出过许多文坛大家,在诗的土壤上,必然会出现新的诗坛奇才。
就在这样的岁月中,兆骞进入私塾读书,而且博闻强识,可“一目十行下,终身铭奇赏”,塾师也是当地文学大家,称赞吴兆骞是“系本尚书孙,六阀高东吴。”他在读书中常有惊人之举,被称为“不拘礼法”、“不谐于俗”,这种“恃才傲物”又桀骜不驯的性格,也许是筑成他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
在清军南下,南明朝、大顺农民军的不断厮杀中,吴兆骞于顺治二年(1645年)春,离开战乱刚刚平息的湖南回到老家吴江,此时他已14岁,尚属少年,然而却经历了太多的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其父在外仍是战乱不止之处,吴江却有一叶偏安,正是此时,吴兆骞拜张拱乾为师,与几位好友匿迹读书,潜心发愤学习,三年之后其父归来,父子二人又共同读书,不分寒暑,经常在一起读经论史,从不间断,这几年时光也为吴兆骞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底蕴和内涵。
后不久,男大当婚,吴兆骞与葛采真成婚,其岳父也是博学多识之人,曾在明朝考取过功名,明亡后利用种种借口,拒不出仕,其气节为世人所称道,其岳父对兆骞也是很有影响的。
兆骞的青年时代,目睹江南沦陷,改朝换代,江南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吴兆骞的师友、同仁许多都投身到这个大潮中去,或战败而死,或兵败而遁,有的出家,有的从此远离尘世,偏安一隅,目睹这周围的一切,同时又是一个有抱负、有思想的青年,在其诗文中必然出现抑郁不平和感慨时世苍凉,对故国之思,溢于言表,亡国之痛,伤心不已,一些诗作中,不免出现“愁心却是春江水,日日东流无尽时”的哀怨之情。
随着江南初定,各地的社事又活跃起来,这是知识分子以文会友的一种形式,甚至成为一种十分广泛的社会活动。这时,吴兆骞也跟随其兄兆宽、兆宫加入慎复社,文人相聚高谈阔论,狂歌痛饮,灯烛彻夜,名士云集,盛况空前,吴兆骞的许多好友都参加此社,同时在这里他又认识一些友人。
这一时期吴兆骞曾有许多诗作,并参加小规模的诗社,属于文学交流的团体,这一阶段大体有十年时间,称得上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辉煌时期,正是此时,吴梅村先生将吴兆骞、陈维崧、彭师度三个文学名士,并称为“江左三凤凰”。
清朝初定天下,承袭许多原来明朝的作法,科举取仕就是其中之一,认为可使读书人“出仕有望”,必然会逆念自息,以此来笼络读书人。当时的文人学士也把读书考取功名视为人生一件大事,是最高的追求,吴兆骞也不例外,他虽然文学天份极高,也要寻找远大前程,于是在顺治十四年八月去金陵(南京)参加了江南闱乡试,中式成为举人,然而就在他即将金榜题名之时,一个巨大的灾难正在一步步的走近他。
科考出蔽端并不算什么大事,当年许多地方相继出现过科场案,最早的是顺治九年(1652年)的第一次科场案,随后的丁酉年(顺治十四年),在顺天、河南、山东、江南等地均出现过多起科场案,其中以南闱科场案涉及人员最多,处理最重,吴兆骞就在其中。
当时的南闱科场案,在江南发榜后,群士子大哗,两个主考官方犹、钱开宗撤闱返回之时,遭到士子们的围攻和唾骂,有人甚至向他们所乘之船投掷砖瓦石块。于是有人立即编出一部《万金记》传奇来,在民间广为流传,万是方字去一点,金是钱字去掉戋字,暗指方、钱两位主考。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向顺治帝参奏此事,以方拱乾之子方章钺与主考官方犹是同宗之由,说其“乘机滋蔽”,被福临帝明令“严行详审”。于是以方章钺为首的一批得中举子全部受命北上京师,参与复试与朝廷的审查。吴兆骞自然就在其中。这年底,兆骞辞别父母、兄妹及妻子儿女,北上赴京。
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九日已到京师的吴兆骞赴礼部点名,在点完名之后突然被差役拿下,用绳索捆绑起来并被送往刑部下狱,他的灾难由此开始。顺治帝亲自在中南海的瀛台举行复试,亲自来审查南闱科场案的全部举人,吴兆骞就在其中。
当时天气正值早春,乍暖还寒之时,考场如临大敌,武士林立,手持兵刃,每一名举子的左右有二名护军侧立两旁,根本不是考场的气氛,如同刑场,许多举子心理压力大,根本无法应试,有的人拿的笔砚因天冷而无法研墨,有的根本无法下笔写字,有的吓得不知所终。这次复试吴兆骞因为曳白(交白卷)而被除名下狱问罪。
吴兆骞为何曳白(交白卷)说法有三,一是身体有病,二是临场害怕,战粟失次,三是故意而为,以视文人之高傲。这次复试之后,黜去十四名举人,兆骞自然就在其中。四月四日被刑部提审,当时刑部郎中安珠瑚(后来曾任宁古塔副都统)专理江南司刑事务,他在过堂时,发现吴兆骞很有才华,于是就命题限韵,令兆骞当场做诗,结果他很快吟出一首七律:
自叹无辜系鷞鸠,丹心欲诉泪先流。
才名夙昔高江左,谣诼于今泣楚囚。
阙下鸣鸡应痛哭,市中成虎自堪愁。
圣朝雨露知无限,愿使冤人遂首丘。
听罢,安珠瑚及在场的官吏称赞不已,许多人都在私下里认为吴兆骞不是暗处做疵之人。
这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亲定此案,两主考方犹、钱开宗与十八房考官“俱著处绞”,八名举子“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负责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侍郎、郎中(安珠瑚)等各降一级留任。这就是顺治朝丁酉南闱科场案的结果,是著名的文字狱,也是朝廷借此机残酷打击江南知识分子的一例实证。
第二年三月,正是初春时节,按着朝廷的规定,将吴兆骞的家属均押至苏州府,为使其子女不受流刑之苦,其父吴晋锡将兆骞长女送杨家为儿媳,次女又过继给其娘姨家。
不久押在北京刑部的吴兆骞就要被送往谪戍之地宁古塔,北京与宁古塔有两三千里之遥,行路艰辛,苦难不测,路上走几个月的时间,还要准备车马,要有衣物御寒并带足盘缠。此时吴家已不比从前,对这些必要的准备更是无力支付,此时京师友人季沧等“哀其穷乏,饷以百金,稍得整料衣资。”他用这百两银子做了皮袄并购置杂物,留出四十两银子为路途之用。
闰三月初三日,正是杨柳含烟,春风初起之时,吴兆骞在众人的相送声中起程,他想起《悲歌行》中“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时,不觉声泪俱下,送行之人无不垂首含泪,就在差役的吆喝声中,他登车而走,开始了塞外二十多年的流人生活,时年二十九岁。
吴兆骞一行并不孤单,同行的有方拱乾一家十几口及钱威、吴兰友等几家的流人,他们自京师起,取道玉田、永平等地直奔山海关,出关后往锦州、塔山、松山等古城,月末抵沈阳,一路上所见,关内是柳绿花红,而塞外则是春风乍暖黄龙雪尤在,幸亏沈阳有陈子长相迎,盛情款待,会见诗友文人,还拜见清代第一个文字狱流人而遣戍东北的函可和尚,以及北闱科场案的流人,在奉天停留二十多天后于四月中旬又重新踏上行程。
出奉天后,一路行程越走越难,崎岖不平,路上吴兆骞本来体质较弱,还要照顾年事已高的方拱乾,并有刑具在身,走山路特别崎险之处,要抬车上山,然后再择路下山,遇到烂泥塘更要小心而行,甚至铺上树枝和柴草方能通过,六月到达船厂(今吉林),在过了松花江之后,又进入更为难行的长白山余脉,小乌稽、大乌稽,路穿行于群山密林之中,“两山相压,大木千嶂”,不见日光,阴森可怕,吴兆骞又因过松花江后淋雨而病,同行难友无奈只能摇头叹气,又束手无策,三天之后兆骞病况自愈,他深信此乃佛心相助。
走出密林,走过德林石岗,来到沙兰,终于在七月十一日到达此行之戍所—宁古塔。
此时任宁古塔总管的巴海将军对流人尤其是读书人、官员十分尊重,并“以礼见待”,将他们分到各旗安置居住,吴兆骞被分到正红旗下的一间房屋中,开始他在宁古塔的谪戍生涯。
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七月吴兆骞到达宁古塔,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离开,在这塞外流放之地宁古塔呆了二十二年,来时二十九岁,去时五十有一,人生最有作为的青壮年时期都留在这苦寒之地的白山黑水间,这种来自肉体和心理的摧残使江南才子饱尝人间之冷暖和众多的磨难。
流人到宁古塔各旗,都分给驻房、耕牛和土地,宁古塔的官吏及当地百姓都十分敬重这些读书人,高看一眼,流人在宁古塔,虽是刑余之人,尚且自由,从大将军到副都统、协领、佐领大都与交结为友好,而文人们还可经常相聚,而吴兆骞虽在文才在身,但不会耕作,又无生存之道,初到之时意气消沉,孤身塞外,不知远在江南家乡的父母和妻女近况如何,度日异常艰难。
吴兆骞因南闱科场案下狱后,其家境已大不如前,许多家产被籍没入官,他从北京流入放宁古塔时,家中无力支付旅途的盘缠,是友人相助银两购置衣物再加上旅途花销,方可成行,到达宁古塔后基本是身无多少金钱,再加之思念亲人,每日只能孤坐在柴门旁,观天地以消磨时光,常用斧头敲击冰块,化水来煮稗子,“以充饥渴”。
当年的繁华都成了烟消云散的记忆。到了康熙元年,妻子葛采真同其她几位南闱科场案流放举人的妻子动身赴京,路上行至大运河京师附近的津门时,遇到从宁古塔返回的方拱乾父子,询问吴兆骞近况,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免对同命相连的处境感叹万千,这时吴光骞的父亲吴晋锡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其母李氏又饱受饥寒,其弟幼小,吴家已是家破人散,无力赎还吴兆骞。
康熙二年二月初五日,经过三个多月艰苦跋涉的葛采真,风尘仆仆终于到达宁古塔,夫妻二人相见,悲喜交加,周围之人闻之亦都垂泪。夫人的来到使吴兆骞的心境和生活有所好转,她还带来两个婢仆照顾生活,第二年十月十四日葛氏生下一子,小名“苏还”,吴兆骞为之取名“桭臣”,字南荣,木旁是按吴氏家谱各侄所排行,而辰字是纪念所生之年为甲辰年(1664年),这个男孩在宁古塔长大,后来是著名的《宁古塔纪略》的作者。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戍所,生活十分清苦,流放文人大都不会种地,官方给的耕地和牛都不会使用,后来吴兆骞就利用自己的长处开馆授徒,他的文采被官方和同去的流人所看重,第一个教的是宁古塔第一个流人陈嘉猷的长子陈光召(字昭令),也是吴兆骞最钟爱的弟子。后来巴海将军专门聘吴兆骞为书记兼家庭教师,教授他两个儿子额生、尹生读书。
平时流人相处中大家尽力帮助吴兆骞,如从宁古塔旧城迁到新城,汉人住在东西两门之外,吴氏所居之房本是流人姚琢之以二十两银子所建,结果在搬迁之时,以八两银子的低价转让给吴兆骞,所居之处地方宽敞,院子里还可以种蔬菜,可供自家食用,后来还向当地人传授了种菜之法。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流放在宁古塔的文人,时而相聚饮酒赋诗,时而又寻古探幽,登临山水,他们大都撰有宁古塔的记述,以山川风土人情为最多,还为宁古塔的名胜命名,吴兆骞、张缙彦在新城西门外的鸡陵山下发现了著名的泉水,称之为北国名泉,张缙彦就谓之命名“泼雪泉”,并请来石匠帅奋于此泉附近悬崖的石壁上勒石。游西山、探访东山白石崖、到东京城(渤海上京城)去寻访古迹,寄情于山水之间是流人的苦中之乐。
吴兆骞等一批著名流人在宁古塔,受到了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安珠瑚、萨布素等人的优待,他们可以不当差、不纳粮,生活困难之时还能得到救济;流人们常常是官吏们的坐上客,经常陪宴、陪饮,每当将军、副都统有重要差事如巡边、作战、晋京朝见的出行之前,吴兆骞都要做诗相赠、相送,在《秋笳集》中有许多这样的诗,如《陪诸公饮巴大将军宅》、《奉送大将军安部海东》、《送阿佐领奉使黑斤》,描写的大都是为官吏送行,也看出彼此间相交浓厚。
特别是在吴兆骞生活窘迫之时,为其接济粮食、衣物、银两,帮助其渡过难关,甚至还利用官方办差之机,为他捎带家信、银两和衣物等。所以吴兆骞虽然生活在环境荒凉、寒苦的塞北绝地,其精神并没受到欺凌,是平等的,而且时时处处有文友,流人或相交很深的官吏相助。
在谪戍宁古塔的二十多年中,吴兆骞看到这里物产富庶,有许多特产,多少年之后他都不能忘怀,如人参,饮人参水可以强体,各种动植物都常常出现在吴兆骞的笔下,在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中曾有这样一段,吴兆骞南归之后病重之时,仍然想念用他在宁古塔所居寒舍外采的蘑菇来熬汤喝。同时他也看到当满族人有着十分纯朴的民风民俗。
吴兆赛在冰天雪地的塞外绝地宁古塔,以戴罪之身生活了二十二年,几乎是他生命中的一半,如果去掉孩童时代,那就是他最成熟,也是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好时光都消耗在这塞外的谪戍之地宁古塔,苦寒绝地的山山水水和风土民情都收入到诗人的笔下,读他的《秋茄集》,你会感到那漫天白雪中的金戈铁马,大河日落的壮丽图景,仰望万古悲凉中的豪迈,审视一枝一叶的情结。正是吴兆骞优美的文才,引来诗友词家们倾力相救,终使其遂了心愿。
康熙十五年(1676年)吴兆骞已经四十六岁了,日夜思念家乡,思念江南的心绪让他白发早生,有时夜静之时,面对燃烧的糠灯和皎洁的月光,他多么希望能尽快赦归故里,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旧日友人的努力上。他多次给友人写书信,或以诗词相赠相托,表达自己的急切心理,昔日友人也在回信中说:阻力很大,对此“耿耿不忘,幸无遗弃。”这也许对吴兆骞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这时又有一个消息传到宁古塔,康熙十六年四月清廷遣内大臣觉罗武默纳、侍卫费耀色去验看长白山,并于七月来到宁古塔等地,回京复命后康熙帝亲自面谕要祀典长白山,第二年遂派内大臣武默纳、一等侍卫对奏去遥祀长白山,吴兆骞闻此信之后,写下著名的《长白山赋》和《封祀长白山诗》,文词隽咏,有数千言,其目的是引起康熙帝的注意或开恩赦归。吴兆骞对此抱有巨大希望。
这些诗赋很快就传给康熙帝御览,如此磅礴的气势和英奇的词藻,传说曾使皇帝动容,听说作者是个流放文人,有赦归之意,这时便有人进馋言,说坏话,使这就要看到的希望破灭了,也反映了清初文字狱在皇帝心中的位置。
吴兆骞原本对此事抱有很大希望,后来希望落空之后,就只能再寻求认工赎罪的办法,此法已于康熙六年被停止,能否恢复有望再次疏通,而赎罪金巨大,非一日可得,这时文友顾贞观又结识了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此人是当朝太傅明珠之子,在宫中任一等侍卫,纳兰性德十分欣赏吴兆骞的诗词,对其所处窘迫之境深表同情,但也知道办成此事极难,经过仔细的权衡,曾犹豫再三,最后承诺以五年为期办成此事。
足见此案的背后涉及到政治纷争和文字狱,再加上如何将赎金认工的办法重新实行,颇费许多心思和周折。
顾贞观、徐乾学、宋德宜、纳兰性德等人还奔走呼号,千方百计的筹集赎金。纳兰性德还将顾贞观引见给其父明珠,传说晋见之时,明珠正在宴客,听到来意,明珠拿起“巨觥”,对顾贞观说:“你若能饮下去,我就答应此事。
”平时滴酒不沾的顾贞观果然一饮而尽。明珠笑道:“余直戏耳!则不饮,余岂遂不救汉槎耶?虽然,何其状也!”此事足可以看出顾贞观乃一腔热情和执着的态度。
赦归并非易事,这期间顾贞观、纳兰性德等人还多次给远在宁古塔的吴兆骞捎去书信,帮助解决生活之难,还专门备有中药相赠。吴兆骞利用宁古塔每年与朝鲜会宁府举行会市之机,托人把顾贞观、纳兰性德、徐釚等人的词集传到朝鲜。朝鲜节度使李云龙到宁古塔后,因知吴兆骞的才气,请他写一篇赋,吴兆骞欣然应允,奋笔疾书,遂成著名的《高丽王京赋》,被李云龙带回国内,大加赞许,四处传扬。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友人们千方百计赎归吴兆骞之时,他先得到一个喜讯。康熙二十年(1681年),时在吉林乌拉的大将军巴海,决定聘请吴兆骞为书记,兼笔帖式及驿站事务,得此信后,吴兆骞非常高兴,因为这样可以合家先迁至乌喇(吉林),于是”订于九月中“离开宁古塔”。
正在欣喜之时,七月二十日稍后,朝廷的赦诏突然颁来,吴家转入大喜之中。八月十八日吴兆骞为儿子吴桭臣办理了婚事,娶叶氏为妻,此后便开始整理归程的行装,许多亲友邻居终日饮酒饯行话别,“饮饯无虚日,皆相持哭失声,不忍别。
”这如同生离死别,友人无法再次相见,而九月二十日是起程之日,为保证路上安全,巴海将军专门派九名官兵护送,还拨驿站车两辆,并配置了马匹、食物等,按官方驿站往来的规格安排,可以说这是很大的照顾了。
九月二十日的临行时,许多亲友专门来送行,随行至西门外十几里的依兰岗时,亲友的内眷就返回了,而许多亲友、门生却不肯回,继续相送到八十里外的沙兰站,彻夜围着糠灯长谈,不时以诗赋相赠,一同来送行的流人多有伤感,天明时,吴兆骞上路,这正是分别时。
大家恋恋不舍地分手,传说杨越的两眼都红了。吴兆骞内心中的悲哀与难过一起涌上心头,不仅泪流不止,分手后又策马回追二十里,与送行的亲友再聚片刻,就在这泪眼模糊中伴着瑟瑟秋风渐渐远去。
一路奔波,归心似箭。经吉林乌喇之后过柳条边,近盛京,奉天将军安珠瑚亦是吴兆骞的老相识,当年在刑部曾办理过丁酉科场案,与吴相交很深,专门派人到边门迎候,并在盛京小住半月。到了十一月中旬,吴兆骞来到京师。
吴兆骞的归来,如同绝地逢生以晴天响雷,亲友闻讯纷纷前来问候,吴兆骞入城后先去拜会纳兰性德等营救自己的恩人与文友,此时顾贞观因为为母奔丧而离开京城,此乃撼事。文人相见,必然赋诗,兆骞深深感谢文友的侠肝义胆,再三的称谢,尤其是感谢纳兰性德的古道热肠,当纳兰提出留吴兆骞在府中教授其弟时,他慨然答应,既是报答纳兰帮助其赦归之大恩,再者也是为了解决其生计之需,于是吴兆骞便留在京师纳兰的府上。
在京留滞于纳兰府上期间,吴兆骞常与友人相聚,常常谈起塞外绝域宁古塔的所见所闻,还把自己带回去的“石砮”和高丽棋子出示给大家,讲起在宁古塔东京城见到的国学碑、石灯幢、大石佛等,讲到出塞入塞的行路之难,白山黑水的雄浑与壮丽,讲到塞外土人的不同风俗和富饶的物产,鱼大于舟,巨树大于屋,冰雪几尺厚,糠灯下的点点记忆唤起对塞外流放生活的回望,文友们都被这生动的讲述所吸引,兴情所致,纷纷吟诗作画相送。
为了圆吴兆骞的回乡省亲之梦,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二月,在北京滞留一年的吴兆骞踏上返回吴江县的路程,路上遇到宁古塔流人杨越之子杨宾,又在苏州停留几日,拜访旧友故交后,待到达吴江之时,正是桃红柳绿的春天,望着阔别二十五年的故乡和尚存的老母,仿佛在梦中相见,吴兆骞“捧觞上寿”与母见面,亲友闻讯都来相见,话离别之情,相见之喜。
不久,吴兆骞筑草屋三间,在此读书,题名曰“归来草堂”,并游历山水之间,访名胜,探挚友,多开怀畅饮话重逢,叙友情结新盟。
由于吴兆骞原定于五、六月间返回北京,但突然中暑患病,病情严重,他无法成行,只能在家中治疗调养。不久在京的纳兰性德听到兆骞卧病的消息,多次来信,寻问病情,并催促其返京治疗,由于病重,无法北上。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春,病情稍有好转,便携妻带子动身赴京。
吴兆骞这次回吴江来省亲,在家乡只停留了一年有余,回到京师后,仍居纳兰性德之处,纳兰性德无公差随皇帝出巡任务时,二人相聚,共同吟咏诗词,本来兆骞回京应有大展身手之机会,然病情日重,先是手足肿痛,后来又患腹疾,甚至“不思饮食,”而纳兰性德则想尽办法为他治病,“致使吴兆骞有‘此身,公身也’之感。”
九月下旬吴兆骞病情日重,而纳兰性德又要随康熙帝出巡,他十分惦记兆骞的病情,临行前特来探望,出行途中还每隔三、四天写信来慰问,对此吴兆骞也感激不尽,曾在回信中写道:“日去日远,相思日深,两承惠书,爱我何至!”然而纳兰性德的友情并没有挽留住吴兆骞的生命。
十月十八日(公历1684年11月24日),被誉为江左三凤凰,后世称之为“边塞诗人”的吴兆骞客死京城,享年五十有四,一代诗人的弥留之际,还想射猎于长白山麓,在松花江中钓尺鲤,亲手采摘篱边的蘑菇,用此来熬汤。可见谪戍二十二年的塞外绝域宁古塔已经深深地留在他的心里。
吴兆骞的一生,历尽坎坷,作为一个常人,他始终生活在贫困潦倒中,衣食无着,塞外的冰天雪地,摧残了他的身体;而作为一个文人,带罪流放这个精神折磨几乎将其摧垮,唯有诗词常伴随其左右。他一生著述很多,大量诗词描写的都是其流放期间的生活及所见所闻,展现的是三百多年前白山黑水中的宁古塔、长白山、牡丹江,还有戍边抗击罗刹,他的诗文当年很受推崇,在刑部审理丁酉科场案的大堂上他出口成章,任选角韵便可成诗,令审理此案的官员敬佩,他们认为吴兆骞是个才子,绝非科场作弊之人。
而与他交往的满汉官员都没有把他当成受流刑的犯人,而是成了他们的坐上宾客,经常同游同饮,并且想尽办法去帮助他,文坛旧友鼎力相助也成就了他诗人的一生。但说起其著述,不免有些遗憾,在他死后第二年其子吴桭臣扶柩南归行至天津时,船翻落水,虽然其棺梓没有损失,但其遗物又落水过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吴兆骞的文章仅是《秋笳集》八卷和《归来草堂尺读》(吴兆骞与其父母的通信集),如果说他一生著述颇丰,而保存下来的仅是十之二三,大都遗失,对于文坛来说是件遗事。
今年是宁古塔新城建立340周年,岁月轮回变化,如今已经无法找到当年流人们的居住址了,仅仅知道东西门外曾有大批流人居住,而吴兆骞从宁古塔旧街迁来之后,先住东门外,后住城内西门附近,其房是友人姚琢之以极便宜的价钱将新建的房舍转让的,今天已经无踪迹可寻,屈指算来吴兆骞赦归故里离开这块土地已有325年了。
今天吴氏后人不知在何处,吴江县已经找不到其后人,吴兆骞的坟茔归葬于吴县尧峰山东其父吴晋锡墓旁,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亦不知去向,所以诗人的一切皆融入大地之中。谨在此文结束之时,引用南宋词人陆游的咏梅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