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晓东歌手 敏感影人谢晓东:先揭医药黑幕再探“红歌疗法”

“中医有大医,西医难有大医但也难出庸医。”由中医入手深入中国历史,谢晓东说:“我们曾有全人类最完整的历史,但现在的历史片经常无所谓地胡编乱造,好像从一个开化民族变成了不知历史为何物的原始民族。”

谢晓东回国,钱挣得差不多了开始当制片人,初衷就是说想说的话。

“《大明劫》是历史片,但是现实主义手法。”谢晓东说。为了还原明代生活,剧组不仅研究了当时的服装、火器、礼仪,甚至连医生走街时用手指摇晃发声招徕患者的“虎撑”都考究了。

谢晓东觉得明朝是一个绚烂繁华的时代——GDP居世界前列,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环境宽松,国力远超其他国家。军队建制300万,火器兵据说占到一半左右,且种类繁多,诸如火铳、鸟铳、佛郎机铳、掣电铳、迅雷铳、佛郎机炮、红夷大炮……“戚继光部队每十人配一门火炮,他镇守蓟州不久,北方游牧民族连犯边的心思都没了。”

假如瘟疫重来

谢晓东试图用《大明劫》的两位主角说明一个结论:明朝并非亡于清,而是亡于自身。

关于吴又可,史料上只有寥寥数句,说他是苏州吴江人,曾为游医,著有《瘟疫论》。国内寂寞,吴又可在国外却声名显赫,因为他比西方早两百多年提出传染病因学说。1980年代日本曾组团考察过吴又可行医遗迹。

“苏州县志记载,明末苏州23万户仅剩5万户;北京60%人口死于瘟疫。崇祯在位17年,瘟疫横行15年,明朝人口死了近一半。”谢晓东说,明朝军队是屯兵制,二百多年无大战,慢慢地军田被“官二代”、“富二代”占了,农民成了打工者。遇到歉收,财主还能养活农民。好运气结束,大荒伴大疫,大疫促大荒,财主也只能自保,于是流民四起,一发不可收拾。

明灭亡前一年,也就是1643年,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吴又可的家乡也没能幸免。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明末)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应对瘟疫,不仅无效而且经常越治越泛滥。

苏州人吴又可到陕西加入孙传庭的队伍,这是编剧谢晓东的“合理假设”:“治疗瘟疫要找病源,病源在在陕西和山西交界处,就是李自成起兵处。我们假设吴又可曾追溯病源,游医至此,在军中积累应对瘟疫的经验,写出《瘟疫论》这样的巨著。”

《大明劫》中的吴又可桀骜不驯,又文人气十足。《瘟疫论》行文犀利尖刻,他公开攻击同行,说病人往往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庸医。“从文字能推断他的才情、压抑和孤独。没人认可你,关键是同行不认可你,遂满腔孤愤,著书传世,不求认同。”谢晓东说。

《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孙传庭文人出身,但带兵打仗下手极狠。影片中他杀掉43户豪强,历史也有记载。孙传庭曾擒杀“闯王”高迎祥,把李自成打得只剩18骑。但后来遭受诬蔑,关了三年大狱。

就在这三年里,李自成以18骑重新起家,拥众数十万卷土重来。崇祯但凡有人可用都不会再用孙传庭,可这个时候除了孙传庭,再没有人能把李自成打成光杆司令。

孙传庭奉命出征,固守潼关,筹集粮草,整饬军队,应对瘟疫,以待战机。在崇祯的催逼下,孙传庭出关迎敌,虽然出师仓促,但仍能以新兵和火器打得李自成狼狈不堪。“结果天降大雨,孙传庭的火器不灵了。大雨下到20天时孙传庭说,现在雨停还能打,再下7天就无力回天了,结果这雨就下了7天。”谢晓东唏嘘感慨,一代名医加一代名臣联手,还是败给了铺天盖地的劫难。

清兵入关后怕民间使用火器,强制销毁。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华,赠送清政府榴弹炮等火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英国人发现,几十年前赠送的大炮和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从未使用过。接下来,中国败给了一连串国家,灾难后果绵延至今。

“SARS的严重程度远远比不上明末的瘟疫,如果现在再来一场那样的瘟疫,我们会不会比大明强呢?”谢晓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