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晓东的歌 敏感影人谢晓东:先揭医药黑幕再探“红歌疗法”
电影《大明劫》宣传时,里面描写的瘟疫被戏称为“明朝SARS”。导演谢晓东认为,明朝郎中吴又可在《瘟疫论》里提出的病毒传播学说比西方早了两百多年,“我们在2003年SARS期间用到的治疗方子‘达原饮’就源自《瘟疫论》。只是后人不知道”。
谢晓东作品向来以敏感著称。中国电影博物馆首次以“个人系列影片”为主题收藏的电影,就是谢晓东编剧的5部作品:《一年到头》首次表现春运;《业主奏鸣曲》涉及物权、基层民主选举;《无形杀》首次表现网络人肉搜索;《我是植物人》首次揭露医药行业黑幕;2011年的《危机公关》更敏感——精神病院想把唱红歌疗法运作上市。
电影博物馆收藏理由是:“谢晓东先生是国内少数长期、连续关注中国人与社会现状并作出深刻思考的电影人,若干年后必将成为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重要的影像史料。”
2013年10月25日公映的《大明劫》离开现实,走进历史,制片人兼编剧谢晓东这次讲血腥年代的血腥故事。
你想打倒的全是人家珍惜的
1642年,离明灭亡还剩两年,全国瘟疫横行,战乱四起。崇祯将关在死牢的孙传庭释放,率兵征讨李自成,可军饷不济,军营瘟疫蔓延。孙传庭焦头烂额时,郎中吴又可出现了。
吴又可要消灭瘟疫,孙传庭要筹集军饷,整饬军队。吴又可的对策是隔离患者、掩埋尸体,但负责埋葬的士兵却私下扒衣服、偷靴子。
出兵前,孙传庭与吴又可一番长谈。吴又可认为,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失败是早晚的事。孙传庭比吴又可认识得更清楚——我们已经失去民心,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我孙传庭一回也输不起。
《大明劫》很难被归入商业类型片,儿女恋情蜻蜓点水,战争打斗不追求感官震撼。谢晓东说自己琢磨剧本耗时两年半,写戏时没考虑商业效果:“我有话要说,至少年轻观众会有共鸣。”
1976年,谢晓东13岁就跟着大人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中的诗歌至今倒背如流。“我们那一代早熟但没文化,只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北大化学系毕业后谢晓东在美国待了8年。出去才发现,自己“连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发现自己一腔热血想打倒的全是人家珍惜的,你就心虚了。”
谢晓东在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研发西药,业余研究中医历史。“上火吃点西瓜,喝点绿豆汤,恐怕反对中医的中国人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吧?中医大思维,琢磨人是什么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处境。”他不否认当下中医的窘境——以前一个村都认识你,时间积累下来就知道谁是值得信赖的中医,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因此骗子横行。
“中医有大医,西医难有大医但也难出庸医。”由中医入手深入中国历史,谢晓东说:“我们曾有全人类最完整的历史,但现在的历史片经常无所谓地胡编乱造,好像从一个开化民族变成了不知历史为何物的原始民族。”
谢晓东回国,钱挣得差不多了开始当制片人,初衷就是说想说的话。
“《大明劫》是历史片,但是现实主义手法。”谢晓东说。为了还原明代生活,剧组不仅研究了当时的服装、火器、礼仪,甚至连医生走街时用手指摇晃发声招徕患者的“虎撑”都考究了。
谢晓东觉得明朝是一个绚烂繁华的时代——GDP居世界前列,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环境宽松,国力远超其他国家。军队建制300万,火器兵据说占到一半左右,且种类繁多,诸如火铳、鸟铳、佛郎机铳、掣电铳、迅雷铳、佛郎机炮、红夷大炮……“戚继光部队每十人配一门火炮,他镇守蓟州不久,北方游牧民族连犯边的心思都没了。”
假如瘟疫重来
谢晓东试图用《大明劫》的两位主角说明一个结论:明朝并非亡于清,而是亡于自身。
关于吴又可,史料上只有寥寥数句,说他是苏州吴江人,曾为游医,著有《瘟疫论》。国内寂寞,吴又可在国外却声名显赫,因为他比西方早两百多年提出传染病因学说。1980年代日本曾组团考察过吴又可行医遗迹。
“苏州县志记载,明末苏州23万户仅剩5万户;北京60%人口死于瘟疫。崇祯在位17年,瘟疫横行15年,明朝人口死了近一半。”谢晓东说,明朝军队是屯兵制,二百多年无大战,慢慢地军田被“官二代”、“富二代”占了,农民成了打工者。遇到歉收,财主还能养活农民。好运气结束,大荒伴大疫,大疫促大荒,财主也只能自保,于是流民四起,一发不可收拾。
明灭亡前一年,也就是1643年,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吴又可的家乡也没能幸免。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明末)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应对瘟疫,不仅无效而且经常越治越泛滥。
苏州人吴又可到陕西加入孙传庭的队伍,这是编剧谢晓东的“合理假设”:“治疗瘟疫要找病源,病源在在陕西和山西交界处,就是李自成起兵处。我们假设吴又可曾追溯病源,游医至此,在军中积累应对瘟疫的经验,写出《瘟疫论》这样的巨著。”
《大明劫》中的吴又可桀骜不驯,又文人气十足。《瘟疫论》行文犀利尖刻,他公开攻击同行,说病人往往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庸医。“从文字能推断他的才情、压抑和孤独。没人认可你,关键是同行不认可你,遂满腔孤愤,著书传世,不求认同。”谢晓东说。
《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孙传庭文人出身,但带兵打仗下手极狠。影片中他杀掉43户豪强,历史也有记载。孙传庭曾擒杀“闯王”高迎祥,把李自成打得只剩18骑。但后来遭受诬蔑,关了三年大狱。
就在这三年里,李自成以18骑重新起家,拥众数十万卷土重来。崇祯但凡有人可用都不会再用孙传庭,可这个时候除了孙传庭,再没有人能把李自成打成光杆司令。
孙传庭奉命出征,固守潼关,筹集粮草,整饬军队,应对瘟疫,以待战机。在崇祯的催逼下,孙传庭出关迎敌,虽然出师仓促,但仍能以新兵和火器打得李自成狼狈不堪。“结果天降大雨,孙传庭的火器不灵了。大雨下到20天时孙传庭说,现在雨停还能打,再下7天就无力回天了,结果这雨就下了7天。”谢晓东唏嘘感慨,一代名医加一代名臣联手,还是败给了铺天盖地的劫难。
清兵入关后怕民间使用火器,强制销毁。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华,赠送清政府榴弹炮等火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英国人发现,几十年前赠送的大炮和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从未使用过。接下来,中国败给了一连串国家,灾难后果绵延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