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璜之死 在新闻学家徐宝璜、方汉奇之间穿梭

2018-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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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两位杰出的九江籍人物:一位是中国新闻学创始人徐宝璜,一位是近代杰出记者黄远生.他们以坚毅的创新精神和辉煌的业绩,为中国新闻史争光,为九江地域历史文化添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是中国新闻史学泰斗,中国新闻史学会创始人,首任会长,也是研究徐宝璜.黄远生的权威.2011年10月18日,我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拜访方汉奇教授.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北京<晨报>编辑,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秘书兼教授

    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两位杰出的九江籍人物:一位是中国新闻学创始人徐宝璜,一位是近代杰出记者黄远生。他们以坚毅的创新精神和辉煌的业绩,为中国新闻史争光,为九江地域历史文化添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是中国新闻史学泰斗,中国新闻史学会创始人,首任会长,也是研究徐宝璜、黄远生的权威。2011年10月18日,我曾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拜访方汉奇教授。

    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北京《晨报》编辑,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秘书兼教授,1918年在北大创办新闻学研究会,开创性著述并讲授《新闻学》,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学》。

由方汉奇主编的两部新闻史学巨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新闻学的国际地位,成中国新闻史学的里程碑。

    1994年,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记者协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徐宝璜诞辰100周年暨《新闻学》再版发行座谈会,方汉奇在此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我从1994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看到此会消息后,立即致信此会主办单位,征询会议资料。

我的信件转到方汉奇会长手中,他亲自给我回信,详细答复会议情况,并寄赠会议资料和书籍,信其中回答徐宝璜墓在九江,但不知具体墓址和详情。

因我曾收集到多种评介徐宝璜生平业绩的资料,但从未提及其墓。我也曾收集到多种评介九江人名史迹、墓葬的资料,也未提及徐墓,这倒激起了我探寻的念头。我函问徐宝璜之子徐厚舜老先生(住南京),他只知道墓在九江,说不出具体地名和路线。

以前虽曾回九江扫墓,均由九江表兄蔡报海陪同引路。我又找到蔡报海老师住处询问,可是年近80的蔡老师卧病在床,所幸他还能回忆些粗略的方位和线索。于是我便多次骑自行车到庐山区虞家河乡寻找,终于在鲁板村1组土名叫“野猫洼”的山坡下找到了徐宝璜夫妇墓。并经过碑文和相关人员回忆墓葬经过,能准确无误地证实确系中国新闻学始祖徐宝璜先生墓。

    我写成《九江发现新闻前辈徐宝璜墓》的新闻和阐述发现徐墓过程、意义、下步设想的文章在1995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及近期北京、上海、南昌、九江等地10多家报刊发表,引起方汉奇教授及新闻、文化和九江旅游、文史等方面人士的关注;此后,我又因许多事项,如:将徐墓申办文物保护单位,分析《徐宝璜像赞》原文、审定近代杰出记者黄远生传记,为《九江古今名人业绩展览》和《九江古今名人传》题词,转请为河北种福元先生创办《旧书交流信息》题写报头,介绍我加入中国新闻史学会等事宜,多次致信打扰方汉奇教授。

我的每一封信,都得到方教授认真的答复,其中不少信件是他在学术活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挤出时间认真写成的。如:1995年4月19日的信是他在赴上海讲学临行前夕赶写的,1995年10月20日的信是他从香港讲学回京立即赶学的,使我非常感动。

    尤其是1997年,当我获悉徐宝璜之子徐友陶先生(住台湾)想维修其父墓,于是经我策划、提议,由徐友陶先生出资,以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名义在徐宝璜墓前建立徐宝璜纪念碑,请方教授撰写碑文。

此事经过多方联系、设计、修改、制作、运输、施工等许多环节、过程,中途虽出现多种曲折,但因有方教授在北京指挥、联系,终于于1999年初完成。为此,我写成《徐宝璜纪念碑在九江建成》的新闻和阐述纪念碑筹建过程、意义、下步设想的文章,刊于1999年4月1日《中华新闻报》及北京、上海、台北、南昌、九江等地10多报刊。

此事方教授在决策、指挥、联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他却在1999年2月10日致我的信中淡化自己的重要作用,而移功于我:“荣彬同志,寄来的徐宝璜纪念碑及碑文两幅照片均已收到,至此,为徐宝璜树碑立传之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欣可慰。

自1995年发现徐墓,至1998年为徐先生树碑纪念,你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可钦可敬、可佩……”使我受之有愧。

值得庆幸的是,2004年12月15日,九江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了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徐宝璜墓名列其中。而且此前正值编纂《九江市志》和《庐山区志》这种百年难逢的历史性良机,于是我便适时向编志人员提供徐宝璜纪念碑等资料,所以2004年出版的《九江市志》第四册第876页、1218页和同年出版的《庐山区志》第15、193、373、520、600页均记载了徐宝璜传、墓、纪念碑,使其永垂千秋。

    在方教授八十大寿之际,我看到2006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等处报道:《方汉奇从教55周年教学思想研讨会举行》,中国新闻、教育、史学等方面高层领导、学者200余人,在会上高度评价方教授一系列重大学术成就,并作深入细致的研讨。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此后将会有更多的新闻等界人士关注方汉奇的著作资料。多年来,方教授给我写了大量的信函、题词等,凝聚着方教授大量的心血和热情,丰富了他的学术思想,具有多方面重要价值,于是我选择其中十封信,刊于2007年第三期《古旧书报刊收藏》杂志,以供关注徐宝璜、黄远生、方汉奇和九江地方文史研究的各界同仁参考,亦算是对方教授一点回报。

    2008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等处报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90周年研讨会在北大隆大召开,方汉奇教授在会上高度评价徐宝璜为中国新闻史所作的开拓性贡献。

11月4日,方教授在会后委托其学生、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讲师来九江拜谒徐宝璜墓,并嘱咐邓绍根一定要看望我。正巧此时,徐宝璜之孙徐伯言先生出资新建的徐宝璜墓前水泥路竣工。我觉得这是难得好机会,于是立即策划,并在宋小勇、徐金前等几位朋友帮助下,在九江日报社举办了纪念徐宝璜座谈会及其著作资料展览,展出其著作资料及方汉奇为纪念徐宝璜与我的通信等共一百余件,与会人士同时拜谒徐墓,并与邓绍根等作了充分的交流。

会后,我将《九江日报》、《浔阳晚报》对这次展览会和谒墓的系列报道寄给方教授,方教授立即给我回信,予赞许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