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师孙洁 全国政协委员孙洁:创新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

2017-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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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导读]调查显示,农民工希望通过学习和参加职业技能训练而得到职业发展的为80.6%,只有3.4%的受调查者表示"参不参加无谓",说明大多数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

[导读]调查显示,农民工希望通过学习和参加职业技能训练而得到职业发展的为80.6%,只有3.4%的受调查者表示“参不参加无谓”,说明大多数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强烈。

如今,农民工市民化或者居民化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其中主要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工资收入和职业培训。这些因素分别从经济、社会和精神文化层面影响着农民工成为市民的进程。

在这些因素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根本,劳动收入低与社会保障缺失以及不平等的就业与教育制度是其派生的产物;户籍关系着农民工名义上的身份,劳动收入影响着农民工的吃饭问题,社会保障意味着农民工实质上的市民待遇,而职业培训及子女接受教育与否关乎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问题,关系着农民工未来的希望。

这些因素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农民工的市民身份空有其名,仅仅是一个城市中的打工者,而如果没有职业教育,农民工即使有了城市户籍和社会保障待遇,也会因为缺乏相应的文化水平、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而很难真正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更难以真正融入经济发达的城市和现代文明的社会。

职业教育是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拥有稳定的收入和生活,真正融入城市、融入社会的关键。

大力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也是为经济社会建设输送高素质劳动者,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有利于推动就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产业升级和社会和谐。

需求: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意愿强烈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而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同时,关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意愿强烈,特征显著。一个调查显示,农民工希望通过学习和参加职业技能训练而得到职业发展的为80.6%,只有3.4%的受调查者表示“参不参加无所谓”,说明大多数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强烈。

另一个调查表明,农民工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有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

初中毕业工作2年以上的农民工中有22.4%希望在职获得职业教育方面的大专学历,他们认为,自己务工半年的积蓄再加上在职的收入能够承担接受职业教育的学费。

调查表明,农民工最希望接受的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依次是:工艺技术 管理技能培训(44.73%)、管理技能培训(21.12%)、工艺技术培训(9.9%)、维权知识培训(9.4%)以及公民社交礼仪等知识培训(9.3%),前三者均与农民工个人升职、升级有关,反映了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时的现实考量。

现状:政府培训针对性不强,企业培训动力不足

目前,农民工职业教育主要有政府主导的公共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和企业模式。

政府主导的公共职业教育培训模式

对于政府主导的公共职业教育培训模式,许多农民工反映,培训不够系统性,一些培训内容自己并不感兴趣。

学历低的农民工急需补充理论知识,但如果不同时进行职业技能训练,理论知识与工作实际可能就是两张皮粘不到一起而对农民工没有实际帮助。经过调查我们还发现,农民工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前提是不能耽误收入,否则他们不愿意。他们担心如果脱产接受培训,“经济上受损失,也负担不起学费。”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他们频繁变换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以至于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针对性减弱,收效不大。

企业培训模式

我国2010年颁布的新政策中特别强调要发挥企业培训的作用。有关研究也认为,企业具有对农民工提供培训的可能性,只要市场机制能产生合适的激励,而且企业提供的培训更具有针对性、培训效果也更好。但这种模式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性使得培训更具有“溢出效应”、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决定它会选择没有培训的农民工、农民工集中的行业只需从事简单劳动等,这些因素决定企业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意愿不强。

事实上,农民工企业内部培训通常不足,尤其是旺季,企业往往要求农民工加班加点,多数企业一个月只在发工资的翌日放假1天。即使是愿意培训农民工的企业,由于不了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方法,培训内容简单,大多是一些岗前培训即入职与安全培训,谈不上对农民工进行系统性和针对性的培训。

通过对相关企业的深入调查发现,有些企业名为“培训”,实为“教训”。企业培训的目的是为了让农民工提高工作效率。一般在农民工出现差错时才培训,因此出现一些追查责任、教训式的所谓“培训”。

建议:创新农民工职业教育方式

鉴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需求未得到满足以及现有职业教育培训模式的缺陷,亟须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创新农民工职业教育模式,重点是创办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创新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广播电视大学办学。

创办新型的中国农民工职业大学

面向市场创办农民工职业大学必须坚持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并重的办学方针,树立包括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与培训在内的大职业教育观念,实行“零距离”教学,探索建立与农民工市民化相适应的开放办学模式。

为适应和服务于职业升迁目的性、流动性强的中国农民工对于职业教育的需求,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可将办学目标锁定为文化程度和收入相对较低但职业升迁愿望强烈的农民工群体。同时实行阿波罗模式连锁经营,逐步扩张经营网络的覆盖面。

阿波罗教育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租用校舍而不需圈地,无需宿舍、不独占教室,大部分教师为兼职教师,成本运作较低,资金限制少。国内的“新东方”就是借鉴阿波罗教育模式开展连锁经营多校区的成功案例。因此,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应在农民工集中的工业园区设立连锁教学网点,送教上门,授课时间也要考虑农民工工作的特点。

资金来源方面,考虑到农民工职业教育极大的社会公益性,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的资金来源除农民工的学费外,也应该包括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和所服务企业的资助。可以按一定比例和项目确定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和所服务企业的分担费用。

农民工学费标准的确定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初中毕业工作2年以上的农民工在当地的职业收入足以承担学费为妥。同时对于经济困难的学员应允许其弹性处理学习时间段以减轻或去除学费压力。当然,农民工职业大学成功创立独立品牌后也可以考虑上市融资。

课程内容简明扼要,并适于农民工自学,符合其“短、平、快”并节省费用的培训要求。新型农民工职业大学的课程设置对于农民工要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如对部分农民工精英开展“管理技能培训”就可聘请经验丰富的企业高管,更多地以典型案例和实操训练包括所在公司实景讨论来组织培训课程。教师应组织小组课后交流并主导讨论答疑。毕业论文可采用企业诊断咨询报告等多种形式。

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目前,一方面是高职院校招生不足,另一方面是对高职教育有着强烈需求却缺乏诉求机会的庞大农民工群体。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若要获得持续发展,应适当调整办学方向,将农民工群体作为其事业发展新的支撑和增长点。

具体而言,高职院校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等一系列创新。

首先,从观念上要从单纯的职前教育转向就业之后的职业发展所需的各层级各阶段的职业技能训练。职业教育培训要紧密结合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意愿、重视培训的社会理念。

其次,建立机制以强化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激励、政府政策及经费投入、规范各级培训机构、职业教育培训测评等等。职业教育和技能训练是农民工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农民工自身的局限,社会各界与高职院校应最大限度减轻其经济压力,为其完成学业提供便利。

建立农民工职业教育成本分摊机制,全面推行学分制或弹性学分制度。教育培训能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劳动效率,企事业等用人单位效率也必然得到提高,也是职业技能训练的受益者,应当承担部分成本,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制度安排。

第三,加强校企合作。针对农民工的培训,要重视产业部门的作用。在有条件的企业,根据用工需要按照一定比例设置农民工预备岗位,结合岗位开展针对性培训。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采用减免税或税前抵扣培训费用等措施对企业给予支持,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加快建立农民工劳动预备制度,实现培训、转移、就业一体化,使培训更加直接、实用、有效。

聘请经验丰富并且有一定培训能力的企业高管承担职业技能训练教学,有效解答农民工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第四,创新教学培训模式,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研究并循序渐进地切实推行。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创新力度,可以增强农民工的岗位适应性,对促进他们的再就业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要改变传统的“请进来”的培训模式,大胆尝试“走出去”的培训方法,集中指导,现场演练相结合。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