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周恩来 赵丹不认同观点 周恩来: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

影片《达吉和她的父亲》1961年公映后,在全国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周总理非常关心此部影片,亲自对比了影片和原小说,评价说“各有所长”。著名电影人赵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两人就此展开了讨论。总理身体力行倡导艺术民主、倾听不同意见,笑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

“有利民族团结的作品”

1961年公映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是根据著名作家高缨同名日记体短篇小说改编摄制的。原作发表于1958年3月号《红岩》,记述了“一段关于父亲和女儿的故事”:汉族石匠任秉清之女妞妞,5岁时被彝族奴隶主抢进大凉山,沦为奴隶受尽欺凌与虐待,后被彝族老奴隶马赫舍命救出,抚养成人改名达吉。

13年后她被已成为水利工程师、重回凉山工作的任秉清认出。两个父亲都渴望达吉能生活在自己身边,小说围绕达吉的去留,展示了她的内心矛盾,以及马赫与任秉清为争得女儿一度产生的怨恨,最后三人消除了隔阂,任秉清决定落户凉山,与马赫、达吉一起建设新家园。

《达吉和她的父亲》,是高缨深入彝族人民打碎奴隶制以后的生活现实有感而成的。1957年春夏之交,他调入重庆市作协从事专业创作,受到正在进行的彝族民主改革运动的强烈吸引。他先后访问了西昌专区的冕宁县和凉山自治州首府昭觉,认识了不少汉、彝干部和翻身奴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如果能写一点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作品,该多么好啊!”

高缨开始寻找适合的素材。一次他到凉山州委党校去玩,教务长邀约了几位学员一同座谈。其中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谈着谈着就哭了。翻译告诉高缨,她原是汉族孩子,从小被奴隶主抢进凉山,饱受折磨,彝名达吉,汉名不知道,只知姓任。后来她又含泪而笑了,说不久前有位老人来找她,说是她亲爹,她说:“我不相信,没敢认。”她谈得不多,却给高缨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从西昌回重庆的漫长旅途上,他开始了小说的构思,虚构了几个人物:翻身奴隶马赫,具有朴素的阶级觉悟,解放后热爱党和毛主席,他正直、刚强,但有不少缺点,爱猜疑、狭隘又暴躁;汉族贫农任秉清,他深受彝族奴隶主的迫害,信赖党,也体贴人,性情慈祥却又固执,觉悟不高,思想里并未将彝族两个对立的阶级严格区别开,对彝胞存在一些错误看法,这是两个直接为主题服务的人物。

至于达吉这个中心人物,是间接为主题服务的,需要把她写得更天真、稚气一些。总之,要把这三个人物写成正面的、但却各有缺点的普通劳动者。

剧本体现“新生活”

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发表时,正是“大跃进”年代,文坛公式化、概念化之风盛行,像《达吉和她的父亲》这样具有鲜活内容和独特意蕴的作品十分罕见,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新观察》杂志全文转载后,很快受到文艺界及广大读者的注意。1960年春,峨影和长影决定联合将它搬上银幕,约请高缨改编电影剧本,并派后来担任副导演的张波予以协助。

用高缨的话说,电影剧本初稿是“大胆依样画葫芦”改出的,文艺界的前辈和同行看了都觉得“不大对劲儿”,凉山州委领导同志也说“还不够满意”,他认为主要还是“忽视”了电影与短篇小说在容量与表现手段上的差异,只是简单地将小说像拉面条似的去拉长,像吹气球似的去扩大,剧本的整个情调十分低沉,故事“没意思、没味儿”,人物也跟着走样了。

在第二稿中,高缨将时代背景由解放初期移到了大跃进年代,还加上了人民公社大干水利,人物性格、情节发展虽然基本没有变化,但所表现的任秉清和马赫两个父亲与达吉间的悲欢离合,已成为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彝汉两个民族团结的故事。这一改编方向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肯定。

当高缨带着这一稿本高兴地来到长影,在新一轮的修改中却又陷入困境。他发现原有的人物性格、故事情节,与变动后的背景、环境不协调,甚至是格格不入。已确定执导该片的王家乙,提出应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塑造新的人物性格。

峨影厂长、后来在片中亲自饰演马赫的朱丹南,也从四川带来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的建议: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人民公社环境中,故事应该是喜上加喜的事,情调最好是欢乐的,人物可以写得理想一点,这样更能体现民族团结的主题。这些意见,让高缨心情顿时开朗起来,很快就完成了剧本的重改工作。

高压下,感动被“禁”

高缨曾将改编中遇到的周折归结为自己对电影“一窍不通”,其实还有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当时正值国际上“反修斗争”日益激烈,国内对“现代修正主义及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以及对于“人性论、人情论和人道主义”等的批判愈唱愈响,文艺界变得沉闷、紧张起来,这同样波及到该片的创作。

就连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也有人指责表现了“普遍的爱”,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高缨改编剧本时不免心存顾虑而显得拘谨,尽力回避尖锐的矛盾冲突,削弱了影片“人性”、“人情”成份。

同样,作为导演的王家乙也背上沉重的精神包袱。加之影片是长影和峨影合拍,两个省的领导对拍摄工作虽很支持,但也十分不放心,其中一个省的宣传部长三天两头跑来看样片,并且善意劝告王家乙:“你不要在刀刃上跑马呀!

”另一个省的宣传部长则不断来信询问,婉言奉劝王家乙,如果不行就赶紧下马停拍。这就势必造成他在艺术处理上缩手缩脚。尤其是表现因达吉去向在马赫、任秉清之间掀起的情感风暴上,未能大胆、充分地以情动人,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应有的感人力量。

多年以后王家乙曾无比感慨地坦陈:“用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连我自己的感动都在‘禁’之列,哪里敢叫别人下泪?下泪仿佛就是罪过,无产阶级似乎都该是草木之人、铁石心肠!于是,被迫下剪刀,凡是渲染感情的,有的整场剪掉,或者煞费苦心地在人们能够下泪的戏里剪剪、补补,让观众看不到眼泪,尽量冲淡一切感情”,“《达吉和她的父亲》能够和观众见面,那是由于我们所在的那个省的省委向我表示‘表现无产阶级人性,不算你的政治账’”,“它犹如在乱石丛的高压下,勉强从缝隙中钻出的小芽,实在不易啊!

”

总理作出公正评价

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受到欢迎,但也引起不同反响。因为涉及电影改编成败得失,在1961年6月同时于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达吉和她的父亲》也成了热门议题,不仅专门放映了这部片子,还把小说发给与会者对照影片进行讨论。有的认为不错,有的则予以否定,明显形成分歧意见。

这一情况为周恩来总理得知,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6月16日晚,周总理来到新侨饭店看望会议代表,在楼梯口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观摩两部电影,而赵丹惦记着病在房间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个片子就回来了。

总理与赵丹是老朋友了,便问:“都有谁在?”赵丹说了几个名字。得知黄宗英病了,总理便跟着赵丹去了房间看望问候她。赵丹也立即找来了当晚未去看电影的几个同志,有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丁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海燕厂导演沈浮等。

大家见了总理,你一言我一语谈到了会议情况,提及争论得最激烈的是《达吉和她的父亲》,赵丹和黄宗英当场表示看了后有些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好,电影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删去了……总理对此很感兴趣,当即向陈荒煤索要会上印发的原小说:“能不能发给我一本?”正巧赵丹手中有一本,但上面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他正要递过去,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划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

”总理却笑着从赵丹手中接过书来,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

周总理当晚便读了小说,次日晚又特意调看了影片。6月19日下午,总理亲自来到大会作重要报告,即著名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重申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着重批判了妨碍文艺繁荣的种种“左”的错误,强调要繁荣文艺,必须发扬艺术民主,活跃争鸣空气,开展自由讨论,其中,联系文艺界的实际,多次讲到了《达吉和她的父亲》。

他说:“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两个作品“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先定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便说这是‘人性论’”。

“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总理尖锐指出:“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总理也同时指出,正是这些片面意见,给影片的编导和演员造成“思想上的束缚”和“顾虑”,“是有一种压力的”。

总理的讲话,对小说和影片作了公正的评价,正确阐明了文艺界关注和争论的有关“人性”、“人情”等理论问题,切中了文艺领导工作和创作思想上“左”的影响以及文艺批评中简单粗暴的时弊,给与会的文艺工作者极大的启迪和鼓舞。在台下仔细倾听的王家乙心里非常激动,深感总理真是洞察入微,那充满爱护的肺腑之言,不仅点到了要害,而且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所幸总理完全理解和体谅……

“你完全可以保留意见”

在台下听得入神的赵丹也倍觉亲切与鼓舞,尤其是总理讲到“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时,令他感动异常。不过对总理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价,他却另有想法,仍不认同总理所说小说和电影“各有所长”,坚持认为小说比电影强,而且打算再找总理“论论理”。

果然,7月1日周总理邀请与会代表一起到西郊登香山休息一天,当总理与大家拾级而上时,赵丹又与总理讨论起《达吉与她的父亲》。赵丹说:“总理,我对你作的报告有不同的意见。”“你有什么意见?”总理感兴趣地问。赵丹直言:“你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也阐述自己的观点:“电影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仍毫不示弱:“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

他俩就这样各抒己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理听完,略停脚步,偏过头来看着赵丹,用既亲切又率直的语气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周恩来说完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周围的人都被他俩的认真劲逗笑了。

正是周总理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尤其是身体力行倡导艺术民主的表率作用,有关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评价之争,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自由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有十余家报刊参加讨论,陆续发表讨论文章近百篇。这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实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