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对周恩来的评价 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
周恩来“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1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
“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我们要学习他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见1976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见《邓小号文选》第二卷,第34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三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
“在这样有限的时空中,他献出了全部的心血、智慧和忠诚。”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的一场长时期的、全局性的内乱。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无论哪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无法站出来公开反对。当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被打倒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同志,视他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
恩来同志几乎处在孤立无援的逆境中,他必须首先保住手中那部分被觊觎的权力,只有保住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地位,才能实现他所要做的事情。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都是可以理解的。
陈云同志曾经说过: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恩来同志当时的所作所为呢?!
毕竟历史留给他回旋的余地太小了。而在这样有限的时空中,他献出了全部的心血、智慧和忠诚。小平同志说:‘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这句话充分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恩来同志这一巨大历史功绩的心情。”
杨尚昆:《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见《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第44一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 月版。
“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周恩来同志作出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评价。”
“‘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他们要做的许多事情,最后要以政府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去做。那谁签字呢?只有由周恩来。总不能毛主席出面吧,毛主席不是总理,也不是国家主席,他怎么出面呢?所以,当时很多的事情并不由周总理决定,但要用周恩来的名字签署。说是被迫签字也得签啊!在党和国家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还得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不能分裂。所以,对有些事情的处理,周恩来是违心的,是不得已的。”
“我们后人研究历史,如果查档案的时候,很可能发现有些错误的档案文件是周恩来签字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决定过程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有些是‘四人帮’决定的,有些是毛主席决定的,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
对这类事情,我觉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当弄清楚当时的形势,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功过。如果不弄清楚当时这件事情的整个情况,只是看档案上谁签的字,以此来对人物作历史的评价,就会作出不符合当时实际的结论。所以,研究历史一定要重视和分析当时的整个形势,不能单凭哪个文件、哪个档案材料,谁签了名,就简单作也结论。”
“讨论历史决议草稿的过程中,我发过两次言。当时我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周恩来同志作出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评价,免得后人被一些错综复杂的表面东西所误导。记得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同志说档案中有多少错案有周恩来的签名。
张爱萍同志说:对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评价,不能只看那些档案中的签字,重要的是要看他保护了很多干部,这是周恩来同志一个很大的功绩,也是他的领导艺术。张爱萍同志的这番话,我觉得比较中肯。我希望研究历史的人,要特别重视历史的真实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历史的表面现象所误导。”
宋平:《怀念周恩来同志》,见《话说周恩来》,第12、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继续革命嘛。’”
“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江青等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
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
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遭受折磨,身体十分虚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
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薄一波:《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见《领袖·元帅·战友》,第72一73页,中央党校出版社l989年11月版。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有很大的差别。”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度过的,在党和人民陷于深重灾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撑危局。”
“现在的青年朋友也许已很难想像‘文化大革命’时的情景,甚至认为有些事情是荒唐而不可思议的。往往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周恩来要执行一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等等。”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而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研究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用这样的观点来看,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一直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爱戴,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权威。他对自己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决不让步和妥协,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去实现它。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也好,其他领导也好,在当时情况下都难以反对。这种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现象,是酿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永远汲取。”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周恩来在内,尽管最初对有些做法感到难以理解,可是仍以为它的目的是发动群众,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后来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最初的预料。……‘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强调对群众运动必须‘因势利导’。
可以肯定,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所选择的方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非常困难的,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需要原则性和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一位‘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专家对大量史料作了详尽的考察之后,提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开场合批评各种错误最多的党内高层领导人,当属周恩来。这也正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的缘由所在。此后,无论是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还是在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都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表现出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有很大的差别。就周恩来而言,他一方面必须处处维护毛泽东的威信,适时地、恰当地对毛泽东的指导作出全面解释、补充、修订,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他又要抓住有利时机,提出正确的口号、措施和意见,见缝插针地、千方百计地加以贯彻。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毕竟历史为他留出的回旋余地太有限了!周恩来为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遇到这种情况,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邓小平说过,‘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没有出现。’因为当时党还起作用,国家权力还起作用。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用全部的智慧、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们历尽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
“周恩来自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一直处在斗争前沿、政治旋涡的中心,历尽千难万险。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又是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于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突然被打倒。但是,身为党中央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国务院总理,他还担负着保障七八亿人民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难以想像的重任。
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人民共和国仍须保持她独立自主、不容欺侮的主权和尊严。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样的重担,周恩来没有逃避,没有退缩,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这样一种崇高且不无悲壮的内心动力,驱使这位年逾古稀、身患绝症的战士无私无畏,为党为国,奋斗不息。”
“叶剑英元帅讲:‘最艰难处显奇才。’周恩来置身‘文化大革命’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他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正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感到陈云所说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评价是多么公正和深刻。试想没有周恩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做中流砥柱,林彪、‘四人帮’就有可能篡夺并把持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将难有出头之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局面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此,单就保护和‘解放’广大老干部这一问题来说,周恩来的历史功绩便难以估量。至于其他方面,如经济、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文教等等,哪一项事业的发展没有浸透周恩来的心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
李琦:《关于周恩来研究的几点思考》,见《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文集》(上),第57——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经历了特殊的考验,立下了特殊的功劳。”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这是此次研讨会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十年‘文革’中,我们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犯了全局性的错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经历了特殊的考验,立下了特殊的功劳,因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更加提高。
提交会议的文章,从多方面论述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贡献,包括: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使共和国大厦不致倾倒;坚持不懈地领导经济工作、科技工作,使我国国民经济在内乱的条件下仍取得进展,科技工作有重大突破;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促成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复出;抵制和批判极左思潮,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果断而妥善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阻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开创外交新局面;代表党中央重申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为国家长远发展指明正确方向等。
有的文章指出:‘文革’的十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他忍辱负重,义无反顾,巧妙斗争,起到了他人绝难替代的历史作用。讨论中,大家都非常赞成陈云的精辟论断: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逄先知:《把周恩来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在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见《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第15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
“‘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一些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没有告诉他,这也是事实,当时他正在忙着华北抗旱。(批)《海瑞罢官》,他事先也不知道。后来成立工作组后不久,他又出国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初他对‘文化大革命’恐怕是拥护的,实行反修防修,发动群众来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这些在当时他不会反对。
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生怕在这方面出事。其实,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我想这也包括周恩来在内。”
“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这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人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事。
这段话倒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一般说来,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毛主席单独交换意见。
现在苦就苦在这里了,他单独见毛泽东的次数很多,这在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周恩来通常也不会把他有什么不同意见随便对别人说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是王力讲给我听的。
他说:周总理给毛主席讲过,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通,路线错误有‘左’或右。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次为什么讲出来呢?因为周总理找王力了解《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
可见周恩来单独找毛泽东,他会提出个人看法的。这是偶尔露出的一点点。其他的事,照我看,如果给主席讲了意见,主席接受了,他下来贯彻时,只会讲主席说了什么,决不会说这个意见是我提的。反过来讲,他提了意见,主席没有接受,他下来还得贯彻毛主席的意见,决不会说,我是不赞成的,我已提过了,主席不赞成,我有什么办法。”
“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软骨头的问题,有一次我到某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就遇到过,是一个研究生递条子向我提问的,当时我讲了这么一段话。我说,现在有些年轻同志恐怕是不大理解,也不大懂得一个对国家、民族负有那么大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时,是怎么权衡利弊,考虑和处理问题的。
当时的环境多么复杂,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制约因素,对负有这样大责任的周恩来说来,并不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不赞成这样做,结果是什么呢?那只能是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另一种就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实际上所做的:要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而在工作中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
如果采取第一种选择,决裂和打倒,在当时于事无补。而且我们国家当时处于那样困难和混乱的情况中。
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只是到处鼓吹冲杀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维持、外交的联系、一些极端混乱状况的排除,甚至哪里没有煤了要用煤,哪里交通断了要疏通,全得要他在那里硬撑着。
他身边的得力助手几乎都被打倒或靠边了。如果他下来,国家这些事怎么办?对‘文革’中许多事(包括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制止过分的混乱状态等),当时只有他说话多少还能起点作用。对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一切地任意采取行动?如果从个人来讲,他这样坚持着图的是什么?他没有野心当主席吧,这谁都承认。他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到晚年的政治处境并不是那么好过
。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在前面两种选择中作出后一种选择,对他自己也许是一种最苦的选择。
但只能选择这条路,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尽可能减少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另外,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把一些被打倒或靠边的老同志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
他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包括4月5日那样的事。所有这些,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高度韧性的意志的表现。现在看,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党所以能够和那么快地扭转局面,这里包含着总理在不为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准备下那么多条件所起的作用。”
金冲及:《毛泽东和周恩来》,见《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第538——54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选择了一条痛苦而艰难的道路”,“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和生命”。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具有温和、谦逊、平静、忍让的个性,但他温柔而不失原则意志。他的思想感情无不反映先进阶级的愿望、体现人民的呼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极端负责的态度,支配了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行为。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没有拂袖而去或直接抗争,而是把自己的进退与国家的安危、党和人民的需要以及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选择了一条痛苦而艰难的道路,尽管他受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攻击、诬陷、围攻,举步维艰,却仍像一条忍辱负重的老黄牛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心血和生命,真正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辈子就为国家、为人民拉车,一息尚存,就得奋斗。
’他在‘文化大革命’兴起时,曾对造反派发人深省地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他就是这样,面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挫折,个人名誉有可能受损的情况下,以‘入地狱、下苦海’牺牲自己的精神,顶住恶浪,勇往直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童小鹏、阮黄南、巩玉闽:《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和国家的巨大贡献>,见《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第309——3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
“‘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总理,真不知道会搞成一个什么样子。总理的丰功伟绩是功在千秋。”
“‘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总理,真不知道会搞成一个什么样子。总理的丰功伟绩真是功在千秋。人民都怀念总理。总理逝世以后,我们在西山,‘四人帮'一次又一次来电话下达禁令,不准戴黑纱,不准用花圈悼念,打电话禁止。老百姓、院子里的所有干部都号啕大哭、痛哭,也气愤。”
“总理遗体要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头一天晚上,我跟秦基伟说,去沿途看一看。看到沿街的两边,老百姓都把地铺满了。总理为党、为人民、为革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生真正是两袖清风,无私奉献,是全党学习的榜样、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所以,现在一讲起总理,老百姓是非常怀念的。我讲,这个‘文化大革命',假使没有总理,国家就乱了,经济也就崩溃了:农业什么都完了。所以,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是个好总理。”
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见《话说周恩来》,第4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各位学者有责任科学地、全面地、深入细致地研究周恩来的一生,继承和发扬他的历史成就和精神遗产。”
“周恩来是一位名留史册的伟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世界知名的伟人之一。他对促进中国进步的事业,也对促进世界人类进步的事业,坚定忠诚,无私奉献;对工作勤勤恳恳,尽心尽力。他具有卓越的才智,高尚的思想境界和过人的领导艺术。
他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纵横捭阖,力负重任,成为当时的中流砥柱。开国总理周恩来不凡的气质和风度,他的人格力量,是他震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无穷魅力之所在。他不仅在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的道路上立下了丰功伟绩,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学者有责任科学地、全面地、深入细致地研究周恩来的一生,继承和发扬他的历史成就和精神遗产。这些将成为人类代代相传的社会财富中的一部分。”
胡绳:《致第二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1998年2月26日),见《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第8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