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凡:周恩来养女“红色公主”孙维世之死
孙维世长得端庄、秀丽,常有笑容,在延安读书时就是学校里有名的美女。在交往中,林彪对她产生了好感,当时曾向孙维世求婚,但被孙维世拒绝了。
1942年林彪回国后,在延安与叶群结婚。
1946年,孙维世在苏联学成归国。周恩来夫妇为安全计,让她取道东北,并告诉她担任东北军政首长的就是林彪,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助。孙维世的归来在林彪内心引起了波动。叶群非常不满。后来得知孙维世和好友林利即将来东北解放区开展工作时,叶群甚至冒用李立三的名义发出了一封电报:“孙维世同志,请你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来哈,林利可以来。
”(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孙维世怎么也想不到,东北之行为她以后的命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1949年秋天,北京城阳光灿烂,作为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夫人江青要求前往,没有得到批准。曾经留学苏联的孙维世却被任命为随毛泽东访苏的翻译组组长,同时兼管访问中的一切机要工作,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周恩来在出发前找养女长谈,一再嘱咐她要好好工作。孙维世默默点头,铭记在心。
出访归来,江青找到孙维世,要她谈谈随同毛泽东出访的情况,孙维世拒绝了。她对江青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没什么好谈的。此后,孙维世成为建国初期可以自由进入中南海的极少数女性之一,就是平时她也可以带人进去,中央领导人和警卫人员决不阻拦。孙维世成了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红色公主”。
江青后来曾对孙维世说,你是总理的女儿,我是主席的夫人,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就很大,要对付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孙维世对此大惑不解,她天真地认为,所有住在中南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同周恩来夫妇一样地喜欢她,有什么需要“对付”的呢。
建国后,周恩来夫妇根据孙维世所学的专业,将她安排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来又因工作需要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她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导演成长为总导演、副院长。可以说,孙维世是上世纪50年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
她先后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很有影响的剧目,同时与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她的这些成就令周恩来夫妇十分高兴——唯一不高兴的是,这位“红色公主”在对待恋情时依然倔强、执拗。
在青年艺术剧院的工作中,孙维世认识了担任副院长的著名戏剧家金山。他们共同排一部戏,孙维世任导演,金山任演员,在工作中两人相互产生了好感。
早在上海的时候,金山就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交往,了解敌人内部的情况,通过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将这些情报转送出去。后来到了重庆,金山与许多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排了许多抗日题材的戏剧,并从经费等各个方面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当周恩来得知孙维世与金山的恋情时,曾笑着问:“你认识金山吗?”
孙维世说:“天天在一起排戏,怎么能不认识呢!”
周恩来说:“难道天天排戏就认识啊?”
孙维世说:“那要怎样才认识?”
周恩来说:“解放前在上海,金山天天都在国民党的一些戏院子里转,与当时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也有交往,从他们那里弄了很多情报送到解放区,他们(指国民党方面的人——作者注)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他。”
说到这里,周恩来说:“你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关于金山,你可以去问一问李克农叔叔。”当孙维世找到李克农时,李不由得哈哈大笑:“金山啊,那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其实,周恩来对这件婚事不太同意的理由并不是因为金山是“共产党的大特务”,而是因为他当时是著名演员张瑞芳的丈夫,这样做不合适。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宫举行结婚典礼。会场上孙维世苦苦搜寻,但看不到“周爸爸”的影子。看到“小超妈妈”出现时,她非常高兴。邓颖超告诉她,“周爸爸”很忙,不能来参加婚礼,但给她送来了一件礼物。
邓颖超当面打开了一个小纸包,很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有兴趣地围上来观看。令每个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包裹里竟然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聪明过人的周恩来将自己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千言万语都包含在里面了。
令孙维世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江青此时突然出现了。她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讷,开了3辆小车,浩浩荡荡而来。面对许多1930年代在文艺界共同战斗过的老同事,江青瞧也不瞧,只对孙维世说:“你怎么不去看我了?”并再次追问孙维世随同毛泽东出国访问的事情。早已有自己的事业、追求、生活的孙维世,怎料到江青如此纠缠于往事?
临走,江青送了孙维世一对绣花被罩。
金山作为著名演员,曾于1930年代的上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与江青早有交往,了解江青在上海滩的一些事情。孙维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追求爱情的婚姻同样成了她命运里的“定时炸弹”。
1963年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曾找过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孙维世听后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江青,不解地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孙维世这是在回绝江青的“邀请”。
江青继续拉拢说:“我看你对话剧很有研究,过去你导演的《保尔?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现在我们也可以合作出一部这样的话剧。”孙维世再次拒绝。江青说:“我看《杜鹃山》这个戏明摆着的就有很多问题,只要我们合作好,一定可以改成一部经典话剧的。”
孙维世不同意江青的看法:“一个剧好不好要到群众中去才能获得真实的反映,刚开始演怎么就能说别人的不好呢?如果有的地方不好,我们可以提一些意见让别人去改,为什么非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来做呢?”
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不能让“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的一系列指示,江青认为拉拢孙维世的最佳时机到了。在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座谈会上,江青突然跑进来坐在孙维世旁边,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可这位“红色公主”依然不买江青的账。
对于毛泽东的戏剧工作指示,周恩来和孙维世交换意见,孙维世也热烈响应,要求到热火朝天的大庆油田深入生活。周恩来很高兴:“去吧,好男儿好女儿都要志在四方。”
其实,周恩来一向支持这位养女的艺术工作。一次,孙维世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去看望周恩来夫妇,周恩来对两位女孩子说,他发奋读巴金的名著《家》已读了36页了。听后大家都笑了——“发奋”才读了36页,他的时间太少啊!
周恩来还对孙维世说:我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然后再读剧本;并说看了电影《家》后发现演三少爷的演员就是过去演连长的那位,我要去演觉新肯定比他演得好,因为我有生活。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一个先例!我演戏还行,学导演就要向你学习……(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66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
当大幕徐徐拉开,观众的眼前出现一片美丽的油田,全场立刻响起了掌声——这是过去的舞台上很少见到的画面。这些贴近人们生活的场景表现了普通中国工人的生活,打动了观众的心。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了。周恩来还同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孙维世十分珍爱这张照片,它体现着一位父亲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总理对自己工作的肯定。
谁知没过几天,江青却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不久,江青亲自登门拜访,她满面笑容地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很好的合作。”
孙维世听后没有马上答应。江青让孙维世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找她。
孙维世这时却对江青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
孙维世的一次次拒绝,在江青心中,无疑是一笔笔待算的账。
兄长与丈夫的遭遇——灾难一步步逼来
“文革”中,在孙维世身边接连发生了两件令她没有想到的事情。
孙维世的兄长孙泱曾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为了对战友的遗孤负责,无论任何战斗,朱德总是将孙泱带在身边,让他在自己身边学文化、学军事,使他很快地成长起来。建国后孙泱离开朱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由于他在朱德身边多年,了解朱德的许多事情,后来参与了《朱德传》的撰写。可是,正是这本《朱德传》给孙泱引来了杀身之祸。
张春桥在“文革”中看了这本书,大骂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
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
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而与父亲有着同样刚烈性格的孙泱不肯低头,最后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孙维世知道这个消息时,非常难过。当年父亲牺牲,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哥哥活过来了,万万没想到,现在他死在了这伙人的手里。
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残酷迫害正一步步逼近。
1967年12月的一天,孙维世与金山的家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打开房门,一下子冲进来一群人,说是“公安人员”,有重要的事情找金山。金山曾经从事过地下斗争,他没有慌张,站起来,走到镜子前像平时一样梳了梳自己的头发,然后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下,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
孙维世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眼睁睁地看着一群来路不明的“公安人员”将自己的丈夫抓走。不久,从外面传来消息,说金山的罪名是“特嫌”。
孙维世无法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得在家里痛苦地等待——谁知金山这一去,就在江青等人设置的监狱里整整被关了7年。等到这位“共产党的大特务”从监狱里放出来时,他却再也见不到自己心爱的妻子了……
1968年3月1日深夜,孙维世家里的房门被敲响。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孙维世就朝外面走。汽车在外面转了不知多久才停下,孙维世被关进一间黑黑的屋子,连夜审讯。
逮捕孙维世的并非公安机关,而是一批空军部队的现役军人,他们是根据叶群的指示将孙维世抓走的,而叶群又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的。为了阻止周恩来营救,他们没有将孙维世关进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看管”,而是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将孙维世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从被关押那一天,孙维世就注定了将被折磨至死。
孙维世家里的所有信件都被抄走,这当中有大量江青等人写的赞扬孙维世的艺术才华的信,也有很多孙维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合影,都被江青一把火焚毁。江青只挑出那张周恩来接见《初升的太阳》剧组人员的照片,作为“证据”。此后,江青还拿着这张照片在周恩来面前晃来晃去,大骂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审讯的人开始问孙维世如何到苏联去学习,在苏联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她有什么指示,让她回国来搞什么破坏活动……
问者气势汹汹,孙维世听得莫明其妙。接着,审讯的人又追问她有关周恩来和朱德的事情。她彻底明白了这伙人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整倒她,而是另有企图。“不肯合作”的孙维世被加上莫须有的“苏修特务”罪名,关进了监狱。
被捕之前,孙维世曾对妹妹孙新世说过:“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有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住呀!”
孙维世还告诉妹妹说:“人一死,问题不好搞清楚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 在监狱里,孙维世如同父亲一样铁骨铮铮。逼供者恼羞成怒,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