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害死周恩来养女红色公主孙维世惨死真相(2)
1963年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曾找过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孙维世听后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江青,不解地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孙维世这是在回绝江青的“邀请”。
江青继续拉拢说:“我看你对话剧很有研究,过去你导演的《保尔·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现在我们也可以合作出一部这样的话剧。”孙维世再次拒绝。江青说:“我看《杜鹃山》这个戏明摆着的就有很多问题,只要我们合作好,一定可以改成一部经典话剧的。”
孙维世不同意江青的看法:“一个剧好不好要到群众中去才能获得真实的反映,刚开始演怎么就能说别人的不好呢?如果有的地方不好,我们可以提一些意见让别人去改,为什么非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当成自己的来做呢?”
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不能让“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的一系列指示,江青认为拉拢孙维世的最佳时机到了。在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座谈会上,江青突然跑进来坐在孙维世旁边,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可这位“红色公主”依然不买江青的账。
对于毛泽东的戏剧工作指示,周恩来和孙维世交换意见,孙维世也热烈响应,要求到热火朝天的大庆油田深入生活。周恩来很高兴:“去吧,好男儿好女儿都要志在四方。”
其实,周恩来一向支持这位养女的艺术工作。一次,孙维世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去看望周恩来夫妇,周恩来对两位女孩子说,他发奋读巴金的名著《家》已读了36页了。听后大家都笑了——“发奋”才读了36页,他的时间太少啊!
周恩来还对孙维世说:我准备先读巴金的原著,然后再读剧本;并说看了电影《家》后发现演三少爷的演员就是过去演连长的那位,我要去演觉新肯定比他演得好,因为我有生活。以后我要退休了,我就去演戏,谁说总理退休不能演戏?我就要开一个先例!我演戏还行,学导演就要向你学习……(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966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
当大幕徐徐拉开,观众的眼前出现一片美丽的油田,全场立刻响起了掌声——这是过去的舞台上很少见到的画面。这些贴近人们生活的场景表现了普通中国工人的生活,打动了观众的心。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了。周恩来还同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孙维世十分珍爱这张照片,它体现着一位父亲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总理对自己工作的肯定。
谁知没过几天,江青却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不久,江青亲自登门拜访,她满面笑容地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很好的合作。”
孙维世听后没有马上答应。江青让孙维世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找她。
孙维世这时却对江青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
孙维世的一次次拒绝,在江青心中,无疑是一笔笔待算的账。
兄长与丈夫的遭遇——灾难一步步逼来
“文革”中,在孙维世身边接连发生了两件令她没有想到的事情。
孙维世的兄长孙泱曾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为了对战友的遗孤负责,无论任何战斗,朱德总是将孙泱带在身边,让他在自己身边学文化、学军事,使他很快地成长起来。建国后孙泱离开朱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由于他在朱德身边多年,了解朱德的许多事情,后来参与了《朱德传》的撰写。可是,正是这本《朱德传》给孙泱引来了杀身之祸。
张春桥在“文革”中看了这本书,大骂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
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的。
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而与父亲有着同样刚烈性格的孙泱不肯低头,最后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孙维世知道这个消息时,非常难过。当年父亲牺牲,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哥哥活过来了,万万没想到,现在他死在了这伙人的手里。
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残酷迫害正一步步逼近。
1967年12月的一天,孙维世与金山的家里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打开房门,一下子冲进来一群人,说是“公安人员”,有重要的事情找金山。金山曾经从事过地下斗争,他没有慌张,站起来,走到镜子前像平时一样梳了梳自己的头发,然后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下,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
孙维世站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眼睁睁地看着一群来路不明的“公安人员”将自己的丈夫抓走。不久,从外面传来消息,说金山的罪名是“特嫌”。
孙维世无法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得在家里痛苦地等待——谁知金山这一去,就在江青等人设置的监狱里整整被关了7年。等到这位“共产党的大特务”从监狱里放出来时,他却再也见不到自己心爱的妻子了……
1968年3月1日深夜,孙维世家里的房门被敲响。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孙维世就朝外面走。汽车在外面转了不知多久才停下,孙维世被关进一间黑黑的屋子,连夜审讯。
逮捕孙维世的并非公安机关,而是一批空军部队的现役军人,他们是根据叶群的指示将孙维世抓走的,而叶群又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的。为了阻止周恩来营救,他们没有将孙维世关进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看管”,而是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将孙维世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从被关押那一天,孙维世就注定了将被折磨至死。
孙维世家里的所有信件都被抄走,这当中有大量江青等人写的赞扬孙维世的艺术才华的信,也有很多孙维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合影,都被江青一把火焚毁。江青只挑出那张周恩来接见《初升的太阳》剧组人员的照片,作为“证据”。此后,江青还拿着这张照片在周恩来面前晃来晃去,大骂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审讯的人开始问孙维世如何到苏联去学习,在苏联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她有什么指示,让她回国来搞什么破坏活动……
问者气势汹汹,孙维世听得莫明其妙。接着,审讯的人又追问她有关周恩来和朱德的事情。她彻底明白了这伙人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整倒她,而是另有企图。“不肯合作”的孙维世被加上莫须有的“苏修特务”罪名,关进了监狱。
被捕之前,孙维世曾对妹妹孙新世说过:“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有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住呀!”
孙维世还告诉妹妹说:“人一死,问题不好搞清楚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在监狱里,孙维世如同父亲一样铁骨铮铮。逼供者恼羞成怒,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