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清夏燕居录之四: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文学史及其文学史观受西方体系影响甚巨。这些文学史著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梳理虽有其贡献在,但其僵化统一的形式难免和传统学术体系有所抵牾,且读来毫无趣味——其实史学著作是可以写得很有趣的,比如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黄仁宇先生之《万历十五年》、曹聚仁先生之《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吉川幸次郎之《中国诗史》等。

而传统文化学术史如《汉书·儒林传》那样分经叙次、叙其流别,明则明矣,然难见整体原委及文学流变之大略。

   或许八、九十年前,那个中西学术激荡奔突的时代,钱基博先生正是如此考虑才写下“中西璧合、不偏不倚”的《中国文学史》和《现代中国文学史》两部皇皇巨著。这两本书放在现代文学史著中不管是其学术观点、构建体系还是文采辞藻都是极为另类的。

钱基博在寂寞案头惨淡经营多年的苦心孤诣之作,亦因此具有了弥足珍贵的个性。这种特出的个性价值具有极其坚韧的生命力,假以年月,自出手眼之作终究会在平庸乏味的文学史教材中闪耀光芒。

那些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所左右而摇摆不定的所谓历史,能够记下的恐怕只有自身的荒诞和可笑。钱基博先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革命后中国学术的弊端“一曰执古,一曰骛外”,他甚至批判胡适说:“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国,独非‘奴性’耶? ”如此言论即便今日读来仍是振聋发聩。

学术文化的盲目崇外和泥古不化,或者泯灭个性、崇拜权威,都会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种下苦不堪言的恶果,这果子还得自己一口口地吞咽。

   故而钱基博先生《现代中国文学史》不趋时,不媚俗,采用的是国学研究的方法、独创的体例和独特的观点。他说:“历史除了忠实记载外还须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不拘泥既定历史标准、体例,而后方能独断于心。

”此种特立独行的学术精神其实是民国学人的基本涵养,我们在陈寅恪、钱穆、梁漱溟诸大师身上皆可明见。

记得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对钱基博的为人为学就推崇备至,甚为敬重。及至后来写作《国学概论》时,每写一章即寄送给钱基博过目,并请其作序。学者之间个性迥别而又互相欣赏,该是健康的学术氛围吧。

   钱基博先生治学却又不故意标新立异,他“树义必衷诸古,取材务考其信”,譬如《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近世各文学大家的学术演变和态势作了精辟的总结,在明确的时代环境中详次其来龙去脉。他在《四版增订识语》中说:

   在清末民初那纷繁复杂的学术文化环境里,能如此洞悉源流,明确师承演变,非常人所能为。想来必须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反复消化比较,对每个学者的学术传承和特点进行归纳,并置之大环境中方能明了其价值与作用。

此种学术研究方法与其子钱钟书先生相类,只是钱基博胜在厚重扎实,而钱钟书则更为广博睿智。但学术的严谨与细致,他们则一脉相承,显然钱钟书的学术品格受其父影响甚深。二零零五年出版的汤晏所著《一代才子钱钟书》中就有如是记载:“钱锺书伯父去世后,由父亲钱基博直接管教……钱锺书在中学读书时,其父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书,每星期五晚上两节课,即跟他父亲到国专随堂听课。

”正是父亲严谨的传统学术训练和广博的视野造就了钱钟书的大成就。

   而其父钱基博,这位严谨细致的国学大师,包括其学术个性与品格,却被我们遗忘了太久。

附:《现代中国文学史》内容简介

   此书题为“现代”,并不同于现在使用的“现代”的概念,实自晚清以迄民国前期,论述了1911年至1930年间文坛的活跃人物,以王闿运开篇,止于林语堂,论列百人之多,基本涵盖了民国纪元前后50年左右的时期。

   书前有《绪论》和《编首》。《绪论》论“文学”“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内涵。《编首》略论自上古至近代中国文学。

   主体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古文学”,下编是“新文学”。古文学分文、诗、词、曲,新文学分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每节之中,各选几位大师以为代表。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附着于篇。本书叙及的主要人物包括王闿运、章炳麟、苏玄英、刘师培、马其昶、郑孝胥、陈三立、陈衍、陈宝琛、朱祖谋、吴梅、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纾、王国维、章士钊、胡适、周树人、徐志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