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玫瑾李天一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201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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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当前位置: 首页 > 名人故事 > 现代名人故事 > 李玫瑾: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更新日期:2014-06-17 12:37:00 阅读次数 13 次刚见到李玫瑾时,她坐在椅子上,敞开的警服把椅子盖得满满当当,她的身体陷进去,背却挺拔,像一张威力强劲的弓,悠然检视自己的弦,气息匀静,却一触即发.这个女人的言辞和目光都闪烁着坚不可摧的自信.作为犯罪心理学专家,她如同悬线问脉的神医,即便不见其人,不听其声,隔着帘子,仅仅凭借手中的红线,便可知晓疑难,将药方娓娓道来.只是她触目所见的,比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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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4-06-17 12:37:00 阅读次数 13 次

刚见到李玫瑾时,她坐在椅子上,敞开的警服把椅子盖得满满当当,她的身体陷进去,背却挺拔,像一张威力强劲的弓,悠然检视自己的弦,气息匀静,却一触即发。

这个女人的言辞和目光都闪烁着坚不可摧的自信。作为犯罪心理学专家,她如同悬线问脉的神医,即便不见其人,不听其声,隔着帘子,仅仅凭借手中的红线,便可知晓疑难,将药方娓娓道来。只是她触目所见的,比医生更残酷:命案现场,那些血迹与伤痕,不断挑衅着这个女人心中的悲悯。

“那些自认为作恶不留证据的人,只在我面前低下头来——他不明白我如何在见面之前就能把他剖析得这么透彻”

李玫瑾经常面对这样的状况:犯罪现场留下了一地碎片,有的地方被打乱,有的地方残缺不全,有的地方经过伪装。她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碎片分析出作案人的年龄、身高、体形、背景和动机,用文字给犯罪人“画”一幅像。

李玫瑾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要在细微处下工夫,许多犯罪人作案前整天看法制节目,钻研反侦察技巧,已经达到不留证据的境界,自信不会被找到,但是,即使现场缺少物证,他的作案方式也会给我们很多可分析的信息——我的研究就是如何根据零碎的行为迹象来推断行为人的心理特征和外部形象。那些自认为作恶不留证据的人,只在我面前低下头来——他不明白我如何在见面之前就能把他剖析得这么透彻。”

2003年,在安徽、河南、山东和河北流窜作案的杨新海,作案22起,杀了67个人。他非常狡猾,总在后半夜作案,所到之处没有活口,没有物证,也没有目击者。警方多次追踪无果,便在河北一案发生后来找李玫瑾。“凶手动辄杀人全家,不留活口,一定是没有什么家庭观,亲情淡漠,应该是很早就与家庭隔绝,独立生活;其下手那么凶残,一定有犯罪前科;现场不留痕迹,说明他有反侦察经验,一定有类似案件被处理过;而与家庭隔绝、有犯罪前科和积累犯罪经验的过程至少需要10年以上,若以17岁为离家出走的平均值,他应该在30岁以上;他惯用锤子将人在睡梦中砸死,可以从床的高度推算出他的身高……”李玫瑾就这样推断出杨新海的形象信息,一步步将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范围缩小,最终排查出来。

后来事实证明,杨新海的真实情况亦与她所言不差。

2009年11月的大兴灭门案发生后,李玫瑾分析道:“李磊说他为什么要杀死家人,因为‘父母管教太严,妻子争强好胜。’可以推想,李磊早年被爷爷奶奶宠坏,恣肆玩乐,而后被父母管教,自然与父母疏远;妻子也知道他的习性,掌管着家里的经济权。

李磊知道家里买了房子、开了餐馆之后还有近200万的拆迁款剩余,想拿来挥霍,父母妻子不允,才起了杀心。他在杀子之前曾坐在客厅里抽了一小时烟,这说明他在动手之前犹豫过,但最终还是丧失理智;灭门之后他跑到三亚,在被抓时还贪恋地看景色,说若有下辈子,还要到三亚来……这么眷念生的人,不会有抑郁症,这也证实了我之前的猜想:他是为了钱财,为了挥霍,为了玩儿。”

“我的职责是找到真相,但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应该公之于众,那么多残忍如果让所有人都看到,就只能造成所有人的痛苦,我必须保护更多人的内心”

“我想跟他们聊天”,李玫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这些被社会遗弃又反过来给社会打击的人,可能凶残,可能狡猾,他们在各种描述中面目狰狞,但在李玫瑾心中,他们是一个个行为人的独立印记。令她印象深刻的,是马加爵。

这个青年曾让她满心愤怒,“进行现场勘查的同行对我说,打开一个柜子是一个被害人,再打开还有……侦查员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抓住这个残忍的犯罪人!”可当真的抓住他后,人们眼中看到的却是一名如此年轻的学生……当马加爵说知道自己错了时,李玫瑾也有着一种遗憾与惋惜,知道他不会再犯,但更清楚他没有回头路了,他只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是她内心的悲悯与公正。

马加爵杀人的原因被广泛地认为是贫穷,在一片对他的同情声中,只有李玫瑾写出万言分析报告,认为马加爵杀人不是因为贫穷——那是因为什么?“马加爵曾借用同学电脑看过黄色短片,并由此引发冲动,可能做过一些荒唐事。作为好友的同学知道了他的这些隐私,在打牌吵架时将其抖出来,令马加爵羞愧难当。他感到如果此事被更多同学知道,自己将无脸见人,于是绝望,继而杀人灭口。”

李玫瑾的这份分析报告引起诸多争议,有人甚至在网上尖刻地骂她。对此,她仍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个观点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但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不会说,因为他已经为这行为受到惩罚。我知道,很多反对意见来自贫困大学生。

他们不是因研究犯罪心理学问题而不同意我的观点,而是结合他们自己的感受发泄某种情绪,这种情绪需要正面引导。”李玫瑾说,研究问题并说出真相,不一定能为所有的人接受,但是可以肯定,对于马加爵案的剖析,可以让更多与他有着同样认识误区的年轻大学生不再重蹈覆辙。

马加爵只是李玫瑾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例子,还有更多的例子,李玫瑾是无法公布出来的。“我的职责是找到真相,但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应该公之于众,那么多残忍如果让所有人都看到,就只能造成所有人的痛苦,我必须保护更多人的内心。

”她承担这个职业带来的压力,就好像弗洛伊德必须要承担许多浅薄的解读一样。“他的书我一直带着,在路途上拿出来,读一段就觉得过瘾。世界上能懂他的人不多,但我读他如听他娓娓道来。高处有遇不到相知的‘寒’,也有独自与智慧沟通的‘乐’。”

“对于受创伤者,淡化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伤疤不可老揭,最好的办法就是爱护它,伤痛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心理创伤也是可以通过时间愈合的”

李玫瑾花了5年时间,呼吁建立“危险人格评估体系”,她认为,重复犯罪的人都有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危险人格的形成有它的规律:一个孩子如果最初没有被家庭善待,会形成坚强又冷酷的性格,12岁左右离家,为了生存偷窃,没有还手的能力,遭到欺负会忍,等18岁变得强大,就会倾向暴力,开始抢劫;作案多、手段又不娴熟,肯定会送去劳教,两三年之后没有知识、没有背景、没有亲人,为了生存再去偷窃,在偷窃中伤人,判刑数年,再出狱已经二十七八岁,这时开始有性的需求,又有一些反侦察的手段,在偷窃中遇到弱女子难免会有性冲动,此时他已有两次前科,为了不被发现势必会杀人灭口……如果能尽早对这种人进行评估,从长量刑,是对社会的保护。

而某些案件,例如因家庭暴力杀死丈夫的女人,只是偶发,有什么必要判无期徒刑?因为她不会对社会有危害性,也不会再造成此类危害。

李玫瑾说,人的心理活动是诡秘的,比如两人之间对谈几个小时,最终会在彼此脑海中留下一幅画面,这幅画叫“心象”,它以没有时间的方式存在,日后无论何时再想起这个人,它就浮现眼前。一些“心象”会形成心结。她打了一个比喻,譬如一个杀了继母的孩子,他说他脑中关于继母的一个印象挥之不去,那就是他在学校犯了错,继母知道了,告诉了父亲,让他挨了一顿打,从此继母“阴损”的形象被定格,成为他心里的结,在日后的相处中愈发尖锐。

所有的犯罪都来自内心的结,李玫瑾常常试图解开一些人的心结,曾经有人向她诉说自己常幻想杀人、收集人手人脚,他很为自己脑中这些血腥的场景苦恼不已。李玫瑾听后,告诉他,你只是怀念幼时妈妈拍着你入睡的那只手,它给你带来安全感。

不要担心,等你变得更强大,给自己充足的安全感,这种梦魇也将不见。后来这个人告诉李玫瑾,他渐渐恢复了平静不再有犯罪的冲动。“生活应该是松弛的,像一条绳子,舒缓地沿着自我的节奏蔓延,当你紧张时,就容易打成一个难解的结,必须要解开,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痛苦,还可能是罪恶。”李玫瑾说。

而对于那些遭受过伤害的伤害者,李玫瑾的观点是:第一,要鼓励他们勇敢走出来;第二,告诉他们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我们需要帮助受创伤者向前看,而不是让他们不断回忆当时看到了什么。就像去年四川地震一周年时,一些媒体让孩子回忆一年前的事情,看到这个新闻后李玫瑾特别生气:都过了一年了,却还让孩子回忆地震的情况,这不是在伤害他吗?好比你有一个创口已经结疤了,我现在说把这个伤疤抠开让看看好没好,这其中的疼和后果是怎样的?

“对于受创伤者,淡化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伤疤不可老揭,最好的办法就是爱护它,伤痛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心理创伤也是可以通过时间愈合的。”李玫瑾说。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做女人,她们的水准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高度”

李玫瑾目前在公安大学教书,以严厉著称,提起自己的女学生时她却心疼地叹惋:“那么可爱的小姑娘,真不希望她以后做我这一行。”

这不是一个适合女人的行业,见惯阴暗与悲剧,远非“辛苦”二字可以计量。曾经有法制节目的女记者偶然翻开了李玫瑾桌子上的照片:被害的女出租车司机裸身从车上滑出,身上密布伤口……女记者吓得惊叫,半天不能说话。“女人不应该承担这些。

”接触刑侦的最初,她看到现场录像也曾胆战心惊,一个做刑侦20年的男警察告诉她,自己对凶残场面几乎已完全适应,却在看到一个被害的4岁孩子的尸体后一星期吃不下饭,孩子因疼痛而扭曲的形状攫住了他的呼吸。

“我不会用审美意识去看那些残酷的画面,眼中只有一个个伤口,脑中只有这伤口反映出的作案方式,心中只有一定要为受害人申冤的责任感,他们让我不畏惧。从做这行的最初,我就给自己立下规矩,离开办公室,离开现场,就将头脑中那段关于血腥的记忆打包存放,回到家,我仍然是那个半个小时做一桌菜、会给孩子做衣服的女人。”

但事实是,每年死于自杀的警察人数远高于因公殉职的人数,他们疲于应付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对周围充满怀疑,“做警察这一行,见的阴暗面太多了,见到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太多了,所以对任何一个不熟悉的人都有着防备与距离,以至于对警察群体进行人格测量可发现,他们个性中‘怀疑’的分数往往特别高……”她笑着说自己也有“心结”,“虽然没有理由,但是相信某种梦会有暗示或预示,所以,我会在现实中回避梦中类似的情境。”

如果有来生您想做什么人?面对这个问题,李玫瑾笑了:“当然是女人。女人孕育抚育所有的人,女性的智慧决定一个民族的智慧,她们的水准决定这个社会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