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刘凌沧 刘凌沧 一代师表刘凌沧
1935年春,我27岁,初次访问北京,认识了不少活跃于画坛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和我年龄相仿,思想活跃的人物画家刘凌沧,他那时属于“中国画学研究会"并负责会务的成员,他告诉我是河北省固安县人,学过寺庙壁画,心慕现代文明,只身闯来北京,挤进画家圈子,继又挤进新闻圈子。
我所认识的画家中,有于非闇既作画,又作文,一手两只笔;而刘凌沧既工于古装人物画,也有另一只笔,谈谈画理,写写书评,思想比较开阔,和那些故步自封、坚持门户之见的画家作风不同,愿意和外来的同行相交往。记得于非闇因赏识张大千的画,在报上写文章宣扬这位从南方来的画家,为另一位颇负盛名的人物画家所忌,成了冤家对头。而刘凌沧则谨慎小心,老成持重,兢兢业业于他的绘画事业,从不得罪人。
日本投降后,徐悲鸿从大后方来接办国立北平艺专,号召国画革新,颇受保守画家之忌,甚至以卑劣手段造谣诬陷艺专暗藏共党分子,威胁徐悲鸿。
1949年北平解放,这场从艺术问题转移为政治陷害的官司才告平息。不久,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和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组成了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的国画改革主张为新政权所接受,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是年7月,召开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美协",徐悲鸿被选举为主席,江丰和我为副主席。在此期间,旧北京国画界开始分裂,以于非闇为代表的开明派向新政权靠拢,接受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组织了北京中国画研究会,我以美协秘书长的身份参与研究会的组织和学习的活动。
其时,刘凌沧从天津一家报社下来,来到北京,我当即介绍给以张仃为首的展览工作室,从事展览设计工作,同时参加中国画研究会的活动。
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办学方针有所改变,从三年制的混合画种普及班,改为四年制的国画、油画、版画专业系,我被任命为国画系主任,培养国画专业创作人才,恢复了一些国画专业课程。刘凌沧被聘为人物画临摹课的专任教师。尽管当时院内对国画革新问题争论颇多,有人认为临摹课是捆人手脚的锁链,主张废弃,我认为国画系教学体系的临摹课是学技法的入门课程,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临摹课时被挤得少而又少,到底还是坚持下来了。
由于刘老师的严肃认真,临摹课从选题到指导大有成效。把学生们轻视传统的心态一变而为一丝不苟、认真下功夫学习的新风气,使一些重洋轻土的老师颇受感动。
“反右"运动初期,国画系的教学方针,院领导指责为守旧,国画系的学生自发到文化部请愿,坚持国画教学的旧体制,文化部不得不做出国画系实行双轨制的决定,一轨按照现行的以素描为基础的苏联体系,一轨按照以写生与临摹相结合的原国画系教学体系。这个决定证明在传授国画技法时,临摹课的成效是无法否定的,这不能不为刘凌沧的教学实践记上一大功。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国画系首当其冲,刘老师在政治上无辫子可抓,而艺术上严守传统的业绩却大受红卫兵造反派之恨,被抄了家。在抄家物品中发现了我所画张大千的6幅漫画,被认为是我捧张的反动物证,刘老师暗藏这样的反动物证,当然有包庇我之嫌。在“文革"后期,被送进牛棚。
根据“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法则,我曾主张学古人之法,必须学古人之心。我也曾提倡临画之前,必须读画,方能学到古人之心。临画读画我们称之为“师古人之迹",通过“师古人之迹",达到“师古人之心"。反对临摹的人,硬把“迹"和“心"分割开来,把临摹看成是束缚人手脚的锁链。刘老师临摹课之所以能改变学生轻视传统的心态,关键即在“师古人之迹"与“师古人之心"结合起来,揭破了反传统者的非议。
刘老师虽画古代人物,艺术思想并不保守,只是长期以来专攻这一门,手上功夫制约了他向现代人物画发展,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的优点。在国画的发展史上,专长一门是近代中国画的优良倾向,如徐悲鸿的画马、齐白石的画虫、郑板桥的画竹、吴昌硕的画菊,由于专长一门或一物,促进了中国画精益求精的境界。
刘凌沧在老北京人物画家中,居于鹤立鸡群的地位。最近几年考古发掘,涌现出大批地上壁画和地下文物,促使刘老师从中吸取新鲜营养,不仅丰富了他的教材,也扩大了创作源泉,在他的近作里,古代人物呈现出新面貌。自从他接触了永泰公主墓的宫女群像,他的作品里出现了“口角眉尖似有情"的唐代美人儿。
刘老师的一生,是老成持重、谨慎小心的一生,是勤勤恳恳提携后进的一生,特别是在门户之见较深的老一辈画家中,能够跳出旧壁垒的束缚,虚心接受时代思潮,成为一位开明的长者。
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有三个同龄的老教师,一个是刘凌沧,一个是李可染,还有一个是我。1987年,学院师生在北京饭店为我们三老共祝80大寿。如今,刘、李二老已先我离去了这多灾多难的世界,不禁感慨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