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王国维 王国维开罪沈曾植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王国维与沈曾植的交往向来被传为佳话。王国维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连日本人铃木虎雄都说,王国维很少赞誉什么人,惟独对住在上海的沈曾植,"推许其学识既博且高"。可以这样说,沈曾植的文名,虽不是王国维吹出来的,却与王的揄扬大有关联。然而,令人大跌眼镜 的是,两个人也曾闹过别扭,而且闹得颇伤感情。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是个非常博学的旧派学者。1915年4月中旬,由于罗振玉的关系,39岁的王国维与65岁的沈曾植在上海相识。据悉,沈曾植曾经对王讲:"天下书痴,唯我辈耳。

"两个书痴遇到一处,自然非常快活。王国维不仅从沈曾植那里读到一些罕见的古籍珍本,为沈氏编辑诗稿,而且通过聊天,受到诸多启发,直接促成了一些学术论著的写作。例如,1916年2月,缪荃孙与王国维谈到清代音韵学家江有诰的《音学书》,恰好沈曾植藏有此书,王即借来阅读。

另据1916年12月20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函,王国维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就是在与沈曾植聊天的基础上完成的。王国维并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方伯音学上之绝识,与余一得之见合于方伯者,乃三百年来小学极盛之结果,他日音韵学之进步,必由此道。

"足见其对沈之推重及自负之深。不过,对沈曾植来说,学问已属自娱之事,所以很少动笔著述。王国维却是有心人。他不仅及时把两人的谈话内容记录整理出来,还根据自己的见解予以裁断,扬弃其"奇突"者,写成专著。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确实强化并扩大了沈曾植的学术地位。

但是,由王国维1918年12月3日致罗振玉手札可知,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绝非仅有愉快的聊天,而是同样伴随着诸多龃龉和别扭。

事情发生于1918年12月初。据王国维说,当时沈曾植将一些贵州汉刻资料交他审阅,以便拿去翻印。王读后发现,全是赝品,便交给喜欢翻印这些东西的好朋友邹安(景叔,号道庐)看。邹了解到是假货,即退给王国维,表示不愿意翻印。

王国维于是又把这些东西交还给沈。但是,怎么对沈曾植交待呢?王国维感到为难:说假话,显然不可;直言其伪,对方又可能不高兴。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中手段,委婉地对沈说:"有人说这些东西是赝品,我从文章上看,也觉得有未妥处。

"沈曾植一听,果真就不高兴了,沉默着,一句话没有说。又过一会儿,两人聊到两位日本汉学家,沈便话中带刺地影射说:"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则更骄,如汉刻一事,彼辈竟断定为伪。余因知上海评价书画皆由掮客把持,学术亦由一种人把持内,学术上之物非由彼辈出者,皆斥为伪也。"这显然是对王国维不满了。王国维不好说什么,"仅敷衍,少时而去"。

不过,王国维心里却感到很不痛快。他对罗振玉说:今后,沈氏那里"虽不能不往,将视为畏途矣。"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王国维在信中对罗振玉又谈起三件事,以排泄自己的郁闷和委屈。

第一件:"当《浙江通志》初修之时,先生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一言之,大触其忌"。1914年,浙江省修《浙江通志》,聘沈曾植为总纂。其后,沈曾植聘朱祖谋、张尔田、王国维等为分纂。孔子曾经说:"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左传》又记孔子的话说,臧文仲做了三件不仁义的事,其中一件是"下展禽",亦即"使展禽屈居于下位"。展禽就是柳下惠。王国维的意思大概是说,沈曾植委屈了他,给他的职位太低,却又不许他表示不满。

第二件:"维之就哈园而不能兼办《通志》,亦其一因。"哈园,即英籍犹太人哈同(SilasAnronHardoon,1850-1931)之宅,俗称哈同花园。王国维自1916年春开始,在哈园工作达七年之久,邹安就是他在哈园的同事(也是同乡)。王国维在哈园是本职,修《浙江通志》乃属兼差。他觉得,沈曾植对自己不能专心修志也有所不满。

第三件:"即维今岁辞大学之招,恐亦为所深悉。"据悉,在哈园期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委托马衡邀请王国维去北大任教,王国维犹豫不决,便征求罗振玉的意见,罗要他听听沈曾植的看法。沈认为,应该接受北大之聘。但是,王国维最终却没有应聘。

从上面所牵连出的三件事,可以看出王国维的神经是多么脆弱和敏感。后来,他自沉于湖,不能说不与这种脆弱和敏感的神经相关。而且,他还预支了一件对沈曾植的不满,说他给徐乃昌(积余,号随安)的《随庵吉金图》写了一篇序,"此书出后,此老又必生妒"。

据悉,1918年12月,王国维改定《唐韵别考》、《音学余说》二书,合在一起,署名《声韵续考》,请沈曾植作序。可是,序未成而原稿却被沈氏遗落。这件事,大概也很让王国维不满。他在12月21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说,作序这种事,是沈曾植所乐意做的。词气之间,大有"当面输心背面笑"的意味。

不管怎么说吧,王国维感觉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极大伤害。他甚至说出了"因疑生畏,触目皆是幻影","因缘际会,皆为罪状","非精神异常,又何至于此!"一类过于情绪化的语言。可见,王国维的愤懑已经到了极点。在其心目中,沈曾植已经和"神经病"差不多了!

可是,就在两人闹别扭之后三个多月,也就是1919年3月,沈曾植七十寿诞,王国维撰写了著名的《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说沈某"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龚自珍、魏源),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戴震、钱大昕),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

"1922年11月,沈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国维撰《挽沈乙老联》写道:"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对沈曾植深有研究的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指出:"王氏的这个概括,虽然对沈氏的学术面目作了一些基本的勾勒,但对沈氏的整个评价却有过分推崇之处。"

钱锺书先生讲过一段名言:"历史上很多――现在就也不少――这种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确切地说,很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这些都显示休谟所指出的,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

"王国维与沈曾植之间的睚眦,为钱先生这段话作了很好的注脚。

当然,王、沈之间的关系,并未因闹别扭而破裂。事实上,1921年8月,沈曾植还曾手书杜甫诗句于扇上赠给王国维,沈并于诗后题跋。次年四月,王国维又手书沈曾植1915年还家杂诗四章以俪之。只是,当我们看到历史非常顺畅理想的那一面时,也该看到不那么顺畅理想的一面。

需要补充的是,1917年7月,沈曾植曾参与张勋复辟活动,并亲赴北平,担任所谓的"学部尚书"。沈的这类政治活动,是背着王国维进行的。当时,王国维到沈家串门,沈已北上,沈家人却托称沈某到苏州去了。问何时返回上海,沈家只答还须耽搁一段时间;问与何人同去,则云朱某。可见,在政治上,沈曾植并不信任王国维。他们的关系,大体以学术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