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遗作《悲感》与伍若兰之死(转帖)
1982年3月10日,在修缮杨开慧烈士故居——长沙县板仓杨家老屋时,从杨开慧卧室后墙离地面约两米高处的泥砖缝中发现了杨开慧的一叠手稿。
据当时的修建工人介绍,这叠手稿是他们在拆去杨开慧卧室的后墙时发现的。当时手稿整齐地折叠在一起,直放在砖缝中,砖缝外面还糊上了一层泥灰。
手稿共12页,其中自传体散文一篇3页,为官堆纸,每页纵长24.3厘米,横长51.8厘米;其余9页为深绿色方格手边作文纸,每页纵长22.8厘米,横长26.8厘米。行文系用毛笔从右至左直行书写。手稿共约4200余字,行草字体,字迹清秀流畅。由于藏于墙缝中达50余年,纸张发黄,有几页字迹略有残缺。手稿现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手稿中共有完整的诗文7篇:自传体散文一篇,诗两首,杂文两篇,没有发出的信两封。写作时间为1928年10月至1929年。
这次新发现的杨开慧手稿,从许多方面反映了杨开慧烈士的高尚情操和斗争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认识杨开慧烈士的生平与思想有重要价值。
这里介绍手稿中的一篇杂文:《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
《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
作者:杨开慧
预备寄京报莫愁的,没有寄去。
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
上个月底,湖南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美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者不可不读!朱德妻,我想多一半是共产党,更或许是一个重要角色,若如此杀之并不很冤枉(我敢说一句不该杀的道理吗)。然而杀她的,不是因她本身的罪恶!欣赏她的人头认引以为快的,也不是因她本身的罪恶!
于是乎,我就记起了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如是乎,我那个“杀人者不得已也”拿在这里,就解不通了!
欣赏的多热烈,在报章上可以寻到代表他们的美妙文章!如是乎,我之“少数凶残者之所为也”,在这里也就解不通了!如是乎,我就找到了时代精神原来如此!
然而,我是一个弱到生怕被杀,因而怕杀人的人。我终究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不能去看人头。而且我的胸房充溢着悲惨。
懂得了!原来如此。我的时代眼光,竟走错了千里路呵!我以为现在的人类,人类里头的一部分中国人类,其文明程度已经到了差一点儿不把死刑废除!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亲眼瞧到(杀朱德妻事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这一个意思)!
我从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呵!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我只惨然地说,这是什么事呵!还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凶残的人类所做的,普通的人并不如此!
可是呵,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的心里波动!
另外,我又知道杀人不但不是悲惨的事,人头简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种艺术品!你看他们不是感情奔赴着,以欣赏人头为最快的情绪?
幸喜想到了莫愁,立时觉得我并不是绝对的孤立!在这里要谢谢我亲爱的莫愁了!
《悲感》这篇手稿没有注明写作的时间。但接着写的另一篇手稿《寄一弟》(诗),注明写于“一九二九年古历四月初八日”;为公历1929年5月16日。由此可以推论《悲感》应是写于1929年3月至1929年5月16日之前。
又因湖南民国日报1929年3月7日登载有朱德妻肖奎联挂头示众的报道,杨开慧在《悲感》一文中写道:“[上个]月底,湖南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美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不可不]读!”由此又可推论,《悲感》一文可能写于1929年4月。如果她看到的那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是登载在1929年4月底的湖南民国日报上,那么《悲感》一文则可能写于1929年5月16日之前。
朱德妻伍若兰(化名肖奎联),湖南耒阳人,1906年出生在县城南郊金兰村一个农民兼小商的家庭,1925年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县,任共青团耒阳县委会宣传部长,“马日事变”后,在白色恐怖形势下留在当地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从广东进入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举行了“年关暴动”。2月16日,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攻克耒阳,建立耒阳县苏维埃政府,伍若兰被选为县女界联合会会长。2月底她与朱德结婚,旋调入部队,在师部任宣传队长。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她调任红四军政治部任宣传队长。
1929年2月,红军向赣南闽西进军中,在寻乌县的圳下,军部突遭敌人包围,为掩护军部和朱德突围,她端起机枪与战士们一起向敌人猛烈扫射,把敌人引向自己,不幸被俘。
敌人得知伍若兰是朱德的妻子,惊喜若狂。他们用各种手段对她进行威逼利诱,但是毫无所获。2月12日,敌人将伍若兰杀害于江西赣州城,并将她的头颅悬挂示众数日。
又因伍若兰是湖南人,3月7日,敌人又将她的头颅挂在长沙大街上示众,随后还无耻地在湖南民国日报上发了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妄图震慑人心!
杨开慧在《悲感》一文中,以犀利的笔锋,义正词言地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惨杀共产党人的罪行,沉痛地揭露了反动统治者视“人头简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种艺术品”的凶残本质。同时,她对当时那些欣赏人头的人们是非不分的心理状态,也作了深刻剖析与嘲弄。“我不能去看人头。而且我的胸房充溢着悲惨。”在“杀,杀,杀”的腥风血雨的时刻,杨开慧满怀悲愤写下这篇《悲感》,想将它投寄《京报》的副刊《莫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