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小女儿 骆玉明: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越来越小

骆玉明教授出新书《诗里特别有禅》(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引起一阵热闹。人们或许还记得,前些年他和章培恒合作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曾经名震一时;还有一本《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则是一直受人追捧而市场上找不到的书—据说有些奇怪的原因。书写得好或者说受人欢迎是常有之事,但是看骆玉明写的东西,往往彼此间跳脱得很远,在现下讲究专业分工的大学里,多少有点特异。

借翻译小说看世界

骆玉明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课素来是海阔天空,有时简直不着边际,但很受学生欢迎。作家王安忆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时,专门选了骆玉明的《世说新语》,发现每次都要抢位子,地上都坐满了人。他的文章很漂亮,佩服的人赞叹不已。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北大老资格的名教授许渊冲在他的一本随笔中,每篇文章前照例引一节名人格言,大抵如莎士比亚、黑格尔之类,有一篇引的竟然是骆玉明。有人问骆玉明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是一脸茫然。网络上曾经有人从骆玉明的文章气质推测他应有家学渊源,否则不易到此,其实他出身于贫寒的工人家庭,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大体上能够看书,母亲基本上不识字。

骆玉明说起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两个字—读书。小学三四年级认字够多时,就开始到处找书看,上课是不听的,低头或透过桌缝看书是最大的乐趣;下了课在外到处瞎跑,钻旧书店、图书馆,顾不上吃饭很平常。他说:“我到初中一年级,读过的翻译小说的数量大概超过一个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可能也超过初中的语文老师。”但除了语文、历史,各门成绩都很差。“不过能得60分。如果低于60分的话,就会被父母认为出问题了。”

读书有用吗?这没有想过。事后回想,似乎也有点用:1966年“文革”热潮中,骆玉明和大批中学生一起去北京串联,接受了伟大领袖的检阅。上百万人组成了狂热的海洋,人们疯狂般地呼喊、蹦跳,骆玉明却不知怎么沉静了下来,有几分不明不白的沮丧,感觉到这个世界无法理解。他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事后想起来,大概是和读了很多翻译小说有关系。”

试图走出蒙昧的下乡6年

初中读了一年半,“文革”中乱糟糟地又过了二年,然后是“上山下乡”,骆玉明去了崇明的新海农场种地。劳累是难免的,而更严重的是世界的不可理解。骆玉明回忆:“研究自传的人会说,人们对生活的记忆,往往会把某些细节象征化,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点。我也不明白是不是这种心理现象,但确实有一个记忆对我来说非常深刻。”他有一段时期因为害怕说梦话会泄露什么,曾经找机会独自住到一个孤零零的草棚里。有一天下大雨,站在门口四下望去,雨像帘幕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隔绝开来,所有的东西都看不见了。他忽然产生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一种不知道的力量放逐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我完全生活在一团迷雾之中。”

骆玉明深深体会到现实的荒诞,逐渐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能走出这一荒诞的笼罩。多年后他读到顾准的作品,为其思想的穿透力所震撼。“我很佩服他,他真的很了不起。有人认为放在世界学术的平台上,顾准的水平也很有限,因为他所思考的问题很多西方人都想过了。但不能这样来看。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在那种封闭状态和蒙昧力量的钳制下,他以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强烈的激情穿透历史,其思想的深刻性是极其可贵的。”

“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当然不能和顾准去比,但是,我们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里拼命找书读,暗下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试图走出历史蒙昧的意图,至少和顾准是相通的。”骆玉明这样说。他在乡下待了6年多,有机会就找书读。公开可以读的有鲁迅和马克思他们。这些读物,无论读得懂还是读不懂的,对激发思考、培育逻辑思维的力量,都有很大的作用。读其他的书,都只能是“地下”状态。完全没有选择的条件,没有任何规则,抓到什么是什么。但这也带来一定的好处,骆玉明说自己有个长处,“能够把完全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无法依赖他人,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中国教育史上的“怪胎研究生”

到了“文革”后期,一度政策松动,个别高校试招有限的研究生。骆玉明初中没读完,1975年连推荐带“考”成了工农兵研究生—说“考”,是要求在限定的时间里交出两篇文章。骆玉明交了一篇带有杂文气息的大批判,另一篇则是带有文言文气息的游记《鼋头渚记》—算不算文言文现在也不知道了。也许当时年轻人中鲜有能写近似文言文的,骆玉明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班生源混杂,但没读过高中的只有骆玉明一人,他说 “那是混乱中的侥幸”。

当时高校试招研究生,主要为了缓解科技方面的危机,文科只是捎带的。骆玉明刚进复旦大学不久,“批邓”就来了,政治形势变得混乱,所谓“研究生”更没有人管。在骆玉明看来,这种研究生是“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目的,实际上那两年也没有任何人管”。幸亏当时负责古典文学教研室的王运熙是一位严谨而忠厚的学者,每隔一段时间还尽量找几位研究生谈谈,适当予以指点。这种谈话和指点不是严格的课程,常是随机而发,因材施教,点到为止,但对骆玉明走上学术道路,仍是重要的开端。。骆玉明将二十四史一本一本地翻过,仔细看过的并不多。不过这也算是很有系统的阅读了。

1977年春,骆玉明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这种没有学位的“研究生”学历,既不被承认也不被否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怪物。好在复旦的风气还算开明,只要事情做得下来,学历之类也不太当真。事实上,骆玉明留校后作为“青年教师”的若干年中,一直颇受器重,有些老师甚至对他夸赞过当。最初,朱东润还没有恢复系主任职务,教研室就请他“老带新”,做骆玉明的指导教师。朱先生在《诗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指导骆玉明,开始就是读《诗经》,这是一门严格的课程。几年前,骆玉明应出版社之邀为朱先生的名作《诗三百篇探故》写前言,对老师的学术成就作了系统的评价,同时回忆了随朱先生读书的往事。他笑着说:“要是老夫子看到我给他写序,不知道会怎么说。”另外,骆玉明还为朱东润写过一篇传记性的文章,题目用了杜甫的两句诗—《百年万从事,词气浩纵横》。

不久,朱东润重新担任系主任职务,骆玉明转由章培恒指导,同时也担任章先生的助教。1979年,骆玉明开始登上讲台教书,很多学生都比他岁数大。“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转出去重新读研究生再回过来当教师,一种是离开教学到机关去做干部。我大概是极少数的既没有去读研究生、也没有离开教学工作的人,因为‘文革’过后师资紧张,而我当时教书反响很好。”骆玉明似乎总是走着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虽然跟随过几位著名学者,受到他们的指引,但骆玉明的散漫无拘并不像其中任何一位。他说,“我也跟复旦的多数老师不同,他们通常把专业放在前面,我则无所谓专业。我只是一个字面意上的‘读书人’,也就是读书本身对我已经足够”。

骆玉明与章培恒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2011年,由骆玉明单独撰写《简明中国文学史》被译为英文,由欧洲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