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鲁迅 魏邦良:苏雪林攻击鲁迅的背后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上帝自己的说话,还会错吗?为上帝的光荣作战,还会错吗?这一点‘我不会错’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没有错误的可能,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当然都是“邪说”了。我的意见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对我的人的意见当然都是“魔鬼的教条”了。
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们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9】
如果苏雪林能读懂胡适这段话,养成“容忍‘异己’的雅量”,那她还会那么激烈地攻击鲁迅吗?事实上,对于苏雪林的攻击鲁讯,胡适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她拒不接受,一意孤行,仍变本加厉地攻击鲁迅。
另外,对于胡适给予的学术上的指导,苏雪林也不接受。胡适不赞成苏雪林研究屈赋的方法,要她按照王静安的严谨方法来研究,而她对胡适的回答是:她不愿走别人的研究路径,她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研究屈赋之路,不会因为得不到他人的承认而放弃的。
苏雪林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在胡适看来更是错漏百出,不堪卒读。出于关心,胡适又给苏雪林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在信里,胡适说:“你依据那部赶忙钞写卖钱而绝未经校勘修改的《庚辰脂砚斋评本》,就下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我觉得是最不幸的事。
曹雪芹残稿的坏钞本,是只可以供我们考据家作‘本子’比堪的数据,不是供我们文学批评眼光来批评咒骂的。我们看了这种残稿劣钞,只应该哀怜曹雪芹的大不幸,他的残稿里无数小疵病都只应该引起素来富有同情心的无限悲哀。
雪林,我的话没错吧!你没有做过比勘本子的工夫,你就不适宜做这种文字,你哪有资格说这样武断的话?我劝你不要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字了。你就听老师的好心话吧!”【10】
为了让苏雪林接受自己的建议,胡适不惜采取哀求的语调,可谓苦口婆心到了极点。苏雪林对胡适的看法仍然不以为然,但她也知道胡适说这番话确实是为她好,所以,才看在恩师的面子上十二万分不情愿地接受了老师的批评,放弃了对《红楼梦》的研究。
看来,苏雪林对胡适的崇拜完全是盲目的,她不理解胡适的思想,也不知道胡适的伟大究竟表现在那个方面,她只知道胡适是自己的恩人,是真心对自己好。
苏雪林把胡适当作了圣人,她当然不同意唐德刚对胡适的理性而中肯的评价。当她把胡适当神来崇拜时,她当然不愿意看到有另一尊“神”的出现。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鲁迅之死会给苏雪林如此大的刺激,从而使她在文章里忘乎所以毫无顾忌的大骂鲁迅。
鲁迅去世后,各界群众自发悼念鲁迅的场面隆重而空前。如此场面使苏雪林悲哀地意识到,在大众心目中,真正的“神”是鲁迅而不是她所崇拜的胡适。不甘服输的苏雪林恼羞成怒之际,只好拿起笔,痛诋他人心目中的“偶像”──鲁迅。
鲁迅去世后,苏雪林曾在朋友面前说:“这悲声,这震撼,就像天外突然飞来一颗行星,撞碎了我们的月亮,又好像太平洋一夜间突然干涸见了底那样惊慌不已了吆。”【11】
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苏雪林写道:“近来文坛巨匠鲁迅先生死了。报章杂志,这儿也在悼鲁迅,那儿也在哭鲁迅,拉拉杂杂,如火如荼,似乎比什么绥东战讯、华北危急,还来得热闹而紧张。不但害得一般前进的崇拜鲁迅而其实未读鲁迅一行之书的青年,痛哭流涕,如丧考妣;便是我这样落伍的中年也给闹得中心摇摇,不可终日。”【12】
大众的“惊慌不已”充分证明了鲁迅在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之高是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这对把胡适当神来崇拜的苏雪林显然是致命一击;而大众对鲁迅的爱戴和崇敬更是让苏雪林“中心摇摇,不可终日”。此时,如果她不通过笔,通过骂鲁迅,又如何宣泄内心的愤懑、恼火、屈辱呢?
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中,苏雪林也特别提到“关于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的问题”:
第四是关于取缔鲁迅宗教宣传的问题。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
本来,不管是鲁迅还是胡适都不应该被捧为“偶像”,都不应该被尊为“神”,但苏雪林反感他人捧鲁迅,却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因为她觉得别人的“偶像”鲁迅之风头盖过了自己的“偶像”胡适,换句话说,既然她把胡适当作神,她又如何能容忍他人把鲁迅当作更大的“神”呢?苏雪林在鲁迅死后开始攻击鲁迅,部分原因在此。
苏雪林从鲁迅去世时开始攻击鲁迅,一直攻击到她死。其攻击鲁迅的文字尖刻、阴毒,往往到了如胡适所云“尤不成话”的地步。如下面这段:
叫我来评判鲁迅,很简单,三段话便可概括: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更以一言概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脚色。【13】
苏雪林在攻击鲁迅时往往还显得义正词严。一次,谈及鲁迅的杂文,她说:“又此之外,则为十几个杂感集,没有一篇不骂人,没有一篇不暴露他自己的劣根性,丑嘴脸,我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是从鲁迅学来的,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14】
如果鲁迅活着时,苏雪林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我当然要佩服苏雪林“太岁头上动土”的勇气,而现在鲁迅去世了,苏雪林的文章再刻薄,也只能显示她自己做人的不厚道,却无法使地下的鲁迅吃苦头了。因为文章是给活人看的。
其实,苏雪林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她知道连陈源、梁实秋这样显赫一时的名流都不是鲁迅的对手,像她这样羽翼未丰的文学青年,向鲁迅挑战,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所以,鲁迅在世时,她不仅没有攻击鲁迅,反而大写肉麻文字吹捧鲁迅。
苏雪林曾说,她在女师大风潮中和鲁迅就有冲突,在1928年的一次宴会上因遭到鲁迅的冷遇而改变了对鲁迅的看法。这些都是遮人耳目的自说自话。事实上,就在1928年,苏雪林还赠给鲁迅一本刚出版的散文集《绿天》,上面题款是:“鲁迅先生教正学生苏雪林谨赠7,4,1928年。
”【15】迟至1934年,苏雪林还发表一篇文章〈《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对鲁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吶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
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好书不厌百回读,好文字也不厌百回评,只要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意见,就是浅薄,也不妨倾吐一下。”【16】态度诚恳而谦逊,与那个不遗余力攻击鲁迅的苏雪林简直判若两人。
很明显,苏雪林对鲁迅的作品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她对鲁迅作品的分析是十分深入的,如对《阿Q正传》所揭示的民族劣根性,苏雪林就做了颇为精当的概括:“一、卑怯,二、精神胜利法,三、善于投机,四、夸大狂自尊癖性。”不过,我认为,自鲁迅去世后,当苏雪林开始一而再再而三攻击鲁迅时,她恰恰暴露了她身上的“卑怯”、“精神胜利法”、“善于投机”。
鲁迅活着时,苏雪林又是赠书,又是大写颂扬文章,其目的当然是希望鲁迅能在文章里稍稍“提携”她一下,这样,她就鲤鱼跳龙门身价倍增了;而鲁迅去世后,她知道鲁迅已无利用价值,便掉转笔头,大加挞伐,这不是“善于投机”又是什么?
苏雪林好斗,每每会挑起笔仗;苏雪林又很怯懦,往往第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学生时代,她因为批评谢楚桢的《白话诗研究集》而惹火烧身,当有人以〈呜呼苏梅〉来反击时,她竟惊慌失措,不敢做声,后来是胡适帮她挽回了面子。尽管如此,受到刺激的她还是不敢留在这是非之地,找个借口,溜了。
1959年,苏雪林又撰文对台湾象征诗大加批评。文字火药味十足。
“新诗园地所选刊的一些青年学生的诗作,其中竟有许多离奇古怪、莫名其妙的作品,害得这些青年趾高气扬,俨然以诗人自命,受人‘挑剔’,便写匿名信来辱骂。青年何足责,实在是操新诗选者害了他们。”“总之,我自论李金发诗起,到敬答覃子豪先生一文止,所抨击的都是充斥各报刊的一些‘不长进’青年的诗作,并没有侵犯覃子豪先生半句,覃先生也承认自己不属于象征诗派,他的误会似乎太多余了吧?那些‘不长进’青年的作品,无论怎样也不能说是诗,用巫婆蛊词、道士咒语、盗匪切口来比喻,原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怎么说是漫骂呢?”【17】
覃子豪、余光中等人对苏雪林的文章作了有力的回击,而她在挑起笔战后却再也无胆量回应,只得偃旗息鼓、草草收兵。
胡适去世后,苏雪林因一篇〈悼大师,话往事〉引爆了她和文史论家、作家刘心皇的笔仗。这一回,苏雪林遇到了劲敌,她出口不逊,对方是满嘴粗口,她有泼妇骂街的本领,对方有青皮无赖的招数。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
寒爵、刘心皇与之继续论战,使这场论战经历了从文学意义上的批评,到政治上的揭发和思想意义上的算旧帐,再到政治斗争的总抨击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刘心皇对苏雪林的人品文品进行了极大的污蔑,他在一篇文章中用了〈丑恶的魔鬼〉这样的小标题,在这个小标题下面,列举了她曾在文章中骂过的人,说她毒骂过罗敦伟、易君左、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陈独秀、李金发、孟子、曹雪芹、寒爵、刘心皇、作协、青年、国家、祖母、父亲、丈夫。
说她是个恶魔,从古骂到今,从政治家骂到文学家,从毒骂祖母、父亲,骂到丈夫,还列举了很多牵强附会的例证,罗织很多罪名。苏雪林也不示弱,在气愤不过时,竟使出泼妇骂街的姿态,对敌破口大骂,揭发敌方隐私,讥讽其人格,语言幽默犀利。
他们的目标早已偏离了文学争论的范畴,而是利用学术讨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纲上线,都想从政治上击倒对方,维护自己的文坛地位,保住自身的既得利益。
当苏雪林得知刘心皇要把与之论战的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文坛往事辩伪》一书发行,她除了到处找文艺界有声望的朋友去力加劝阻,邀请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朱介凡去劝告刘心皇罢手,还上告警察部门。可刘心皇就是要一意孤行,不肯接受劝告,决定自费出版发行《文坛往事辩伪》一书,以实现其一心要整倒苏雪林的目的。
苏雪林写文以死呼救:“文化舆论界再不有所表示,我生死危在旦夕矣!”她说的死,是指要被刘心皇活活气死,也是说被他骂死。她希望有人出来帮她说话。【18】
请警察帮忙,以寻死威胁,除了证明自己的怯懦,自然于事无补。刘心皇出版了他的书,而苏雪林只能再次选择落荒而逃。苏雪林每次挑起笔战,几乎无一例外地铩羽而归,压抑的火气只能发泄在已故的鲁迅身上。尽管苏雪林攻击鲁迅,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回击,但鲁迅到底不能死而复生给苏雪林以致命一击。
久而久之,苏雪林渐渐陶醉在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中难以自拔。发泄的快感是有瘾的,一旦染上,想戒掉谈何容易!这是鲁迅死后,苏雪林一再攻击鲁迅的原因之一。
苏雪林曾污蔑鲁迅心理变态。“鲁迅心理具有十分病态。他颇像外国一种猎犬,咬住人砍下它的头还不肯放。他最爱说‘复仇’二字……鲁迅骂‘陈源教授’足足骂了十年,一直骂到自己进了棺材才罢。这样不近人情之事,实为古今中外文坛罕有之例。
”【19】我认为,鲁迅生前一直骂“陈源教授”,恰恰体现了一种韧的战斗精神。鲁迅骂“陈源教授”时,“陈源教授”活得好好的,只要愿意,他随时可以反戈一击,至于理屈词穷,不敢回应,那自当别论。
而苏雪林明知鲁迅无法死而复生,不能以其特有的“匕首”、“投枪”般的文章回击自己,才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攻击鲁迅,才是真正的“不近人情”,才是真正的“心理具有十分病态”。 鲁迅在〈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中说:“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演义》式的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
” 我想,鲁迅正因为擅长“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而所向披靡,苏雪林的特长是“一味鼓噪”,是“‘阿Q’式的战法”,所以,也能在攻击已故鲁迅时,洋洋自得,“自以为胜利”。
苏雪林因为崇拜胡适,而看不得大众把鲁迅当作文化界领袖;又因为在笔仗中屡战屡败,所以不得不把一腔火气发在死者身上;既然死者不能从坟墓里反击自己,苏雪林就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打赢了这次笔仗,于是,便在阿Q式的精神胜利里飘飘欲仙。
苏雪林从鲁迅去世后开始攻击鲁迅,且一发不可收的根本原因,就在以上三个方面。
苏雪林攻击死后的鲁迅,是她一生凭借一己之力,“打赢”的唯一一次笔战。这是一次耐人寻味的“胜利”。或许可以用海明威的一部小说来概括苏雪林的“胜利”:《胜利者一无所获》。
注释 【1】 蘇雪林:《蘇雪林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第165、199、202、310頁。 【2】 石楠:《另類才女蘇雪林》,東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50、172、291、298-299、318頁。
【3】 同注【1】。 【4】 同注【1】。 【5】 王錫榮:《魯迅生平疑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66-367、369、373、378、381-382頁。
【6】 同注【2】。 【7】 同注【1】。 【8】 唐德剛:《胡適雜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2頁。 【9】 徐中玉主編:《大學語文》,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7頁。
【10】 同注【2】。 【11】 同注【2】。 【12】 同注【5】。 【13】 同注【5】。
【14】 同注【5】。 【15】 同注【5】。 【16】 同注【5】。 【17】 同注【2】。 【18】 同注【2】。 【19】 同注【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