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的俸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自序》)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历。
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134)曾被朝廷征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
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
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著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
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
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 前104)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 即公元前87年前后。
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
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和目的。
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
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 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
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 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著作者的寄托, 磊落而多感慨。
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著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