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西汉 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摘自网络谭其骧著)一

二、两条见于先秦文献的黄河下游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的黄河下游河道有两条:

    一条是人所熟知的“禹河”,即见于《禹贡》的河。这条河古人以为是夏禹以来的河道,今人以为是战国时的河道,虽有所不同,但古今人(除笔者外)都认为是见于记载最早的一条,又是先秦文献中唯一的一条河道,则是相同的。

    《禹贡·导水》章关于河水下游的叙述是“东过洛油,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这么几句话,尽管很简单,我们可以用《汉书·地理志》、《水经》、《水经注》等所载河北水道,推定其具体径流如下:

    洛汭,即洛水入河处。大伾,山名,在今河南浚县东郊;但古代所谓大任,应包括县城西南今浮丘山。古河水东过洛汭后,从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起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是为“东过洛油,至于大伍”,走的是《汉志》、《水经》、《水经注》中的河水。

    降水,即漳水。大陆,一片极为广阔的平陆。古河水从宿胥口缘大伾西麓北流,经《水经注》中的宿胥故渎和一段白沟,下接《汉书·地理志》中的邺县东“故大河”至今河北曲周县南会合自西东来的漳水,到达曲周以北一片极为广阔的平陆,是为“北过降水,至于大陆”。

    “又北播为九河”,是说河水自进入大陆后北流分为九条岔流。“同为逆河入于海”,是说九河的河口段都受到勃海潮汐的倒灌,以“逆河”的形象入于海。九河中的最北一支是干流,相当于《水经》中的漳水,于《汉志》为自今曲周县南北流至巨鹿县北的漳水;自今宁晋县东南东北流至今武邑县北的“故章河”即*水下游;自此以下东北流至今青县西南的摩池河和自此以下的摩池别河。

    九河可能只是泛指许多条岔流,不是实数;但《尔雅》《释水》已指实为徒骇、太史、马颊、覆鬴、胡苏、简、絮、钩盘、鬲津九条河。《汉志》说勃海郡成平县(故城今交河县东北)境内的“摩池河民曰徒骇河”,可见流经汉成平县一带的汉*[虎去几 乎]池河,原是《禹贡》时代的徒骇河,亦即黄河下游九河中的干流;黄河改道后这一段河道为摩池河所夺,但直到汉代民间仍然保留着徒骇河这个古称。

除徒骇外,胡苏、鬲津二河,汉代还分别见于东光(故城今县东)鬲县(故城今德州东南)界中,见《汉书·沟洫志》。此外太史、马颊、覆脯三河应在徒骇南,胡苏北,简、絮、钩盘三河应在胡苏南,鬲津北。九河未必同时形成,也未必同时有水,很可能是由于大陆以下的河水在一段时期内来回摆动而先后形成的。

    关于《禹贡》河的河道,史念海同志的看法和上述颇有不同,在这里不需要——讨论,只有一点不能不提出来澄清一下,即《禹贡》河与宿胥口的关系问题。   

    胡渭创为周定王五年河徙宿胥口之说,判定此前禹河自宿胥口北出经《汉志》邺东故大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此后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北折行《汉志》河水即王莽河。

史念海同志力驳胡说,论证定王五年黄河并无在宿胥口改道事,证据坚强,可成定论。但定王五年是否有如胡渭所说那样的改道是一回事,禹河是否是从宿胥口北出行邺东故大河是另一回事;驳倒了胡渭的前一说,不等于连后一说也给驳倒了。

《水经河水注》:“河水又东径遮害亭南,……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又《淇水注>),汉建安九年曹操“于淇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令东注“合宿胥故渎,渎受河于顿丘县遮害亭东黎山西北,会淇水处立石堰遏水令更东北注,魏武开白沟,因宿胥故渎而加其功也。

故苏代曰: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即指是渎也。淇水又东北流谓之白沟,……东北流径内黄县故城(今县西北)南,……屈从县东北与洹水合”。

郦道元虽未明说自宿胥口北入的旧河就是禹河,但对这条宿胥故渎是“受河”的河水故渎,在战国苏代以前业已存在,至曹操时始遏淇入此渎而称为白沟,北至内黄县东北会洹水,是说得很清楚的。内黄以北,于汉世为邺县之东。

所以胡渭说《汉志》邺东故大河的上游就是郦注中起于宿胥口的宿胥故渎即白沟,是符合于这一带的地势和水道源流的,是正确的。史念海同志因否定定王五年河徙宿胥口而连带否定宿胥故渎系河水故道,那就等于完全否定了郦道元在《淇水注》和《河水注》里关于宿胥故渎的记载,但我们既拿不出比郦道元更早更确切的反证来,怎么能轻易否定郦的记载呢?

    念海同志因为要否定宿胥故渎是《禹贡》河的故道,又创立了两点新说法:一是说宿胥故渎是淇水的故道;二是说《禹贡》河和《汉志》河一样,也是起自濮阳长寿津别漯川北流,禹河北流至戚城折西北流至内黄折北流为《汉志》邺东故大河,汉河则自戚城东北流至馆陶折东入今山东境。

但这二说皆于史无征。前一点显与郦注背谬,已见上述。后一点亦复如此。《河水注》所载自长寿津北出的明明只有一条王莽河即西汉大河故渎,何尝另有一条从戚城西北去的古河道呢?这条古河道既不见于郦注,又有什么依据呢?看来这两点新说法都不容易站得住,所以这里对《禹贡》河道的解释仍然采用了胡渭的说法。

    《禹贡》河之外,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黄河下游故道是见于《山海经.山经》的河道。由于《山经》中并无叙述河水径流的专条;又由于《山海经》这部书多载神话,连通人如司马迁都“不敢言”,一向不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因此二千多年来,这条《山经》河竟湮没不彰,绝不为世人所知.

直到三年前才算由笔者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的入河诸水,用《汉志》、《水经》和《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予以印证,居然把它钩稽了出来,详见拙撰《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 (见本书)。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山经》河水下游河道,要比《禹贡》河更清楚一些,在这里我们无需详叙,概括起来是:自今武涉以下北至今深县南同《禹贡》河,自此以下《禹贡》河东北去,《山经》河则北流会合*[虎去几 乎]沱水,叉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滴水,此下走的就是《汉书·地理志》电的滴水,北流至今清苑县东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此下也就是《水经》的巨马河,又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人海。

这两条见于汉以前文献的黄河故道,孰先孰后? 我在三年前探讨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时而认为《山经》河应在前,理由是:一、《山经》、《禹贡》二书的著作时代,近代学者一殷都认为《山经》在《禹贡》之前 ①;二、《汉书·沟洫志》载西汉人论治河,多能言《禹贡》九河所在,应距汉较近,《山经》河则汉人无一语道及,盖距汉已远。

时而又认为可能《禹贡》河在前,理由是:一、《山经》所载河水支流远较《禹贡》为详密,密者理应在疏者之后;二、汉人言《禹贡》河而不言《山经》河,这是由于儒生尊重《禹贡》而忽视《山经》,不足以反映时代之后先。

但等到动笔写那篇《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时,一则为了图行文简洁明快,二则为了好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考出《山经》河水下游故道——显得更重要一点,竟把后面一种想法略去不提,径自根据前面那种想法,作出了《山经》河在《禹贡》河之前,是见于记载的最早一条黄河故道的结论。

文章发表之后,承史念海同志移书商榷,他不以我这个结论为然。

论据之一是《山经》河绝不见于春秋及战国初期记载,而见于赵武灵王时的记载,已在战国后期,则似不能较《禹贡》河为早。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辨见下文。论据之二是《禹贡》是儒家经典《尚书》的一篇,在汉武帝以后已成为当世显学,西汉人不仅有主张以经义治水的议论,而且还准备见诸实施一一疏凿九河故道,这是作为显学应有的现象。

至于《山海经》在汉则并有识之士太史公亦不敢言,如何能与《禹贡》相提并论?所以这一时期人的道及与否,不能据以判断两条河道的孰先孰后。这一点是我先前曾经想到过的,不过念海同志讲得更为透彻。经他这么一提,迫使我不能不对原先的结论重新考虑。

    ①  主此说者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见《五藏山经试探》,载《史学论丛》第一期(1934年),又见《禹贡注释》,载《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