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中国历史地理 二零零七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84

本年度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环境变迁和历史时期河流水系变迁两方面。 环境变迁。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三秦出版社)一书,该书汇集了这一领域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孙冬虎《国家制度影响区域环境变迁的一个特例》,试图通过对南苑的个案研究,探寻制度与政策因素对区域环境变迁的影响;蓝勇《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明清西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和环境的变化》,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代表,对中国历史上汉族文明拓展过程中的“农本”思想观念进行了反思,指出中国古代“农本”思想实际仅是重视粒籽种植业的思想,在现实中很少考虑产业与环境的适应性。

此外还有张建民、鲁西奇《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杨伟兵《制度变迁与地域社会:清代云贵地区改土归流和民族生态变迁新探》、李并成《河西绿洲近50年来的农业开发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略论》等论文。

除了这本论文集之外,与环境变迁有关的重要论文还有:侯甬坚《“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以下简称《论丛》)认为“生态环境”这一词语属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府用语(法定名词),而非严格的科技名词,主要使用于国家行政管理层面,而在学术研究中则要尊重学者自己的理解和创作。

李并成《清代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演变的特点》(《历史地理》22辑),考察了清代石羊河流域大规模开发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滥垦、滥樵、滥牧以及滥用水资源,对石羊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产生的重大影响,如植被破坏、野生动物濒临绝迹、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加剧等。

侯甬坚《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论丛》第4辑)指出,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显重要。尽管人类利用土地的形式和规模在逐渐升级,但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中,仍只是作为荒漠———草原彼此进退的一种参与力量。

相关著作有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孙冬虎《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历史时期河流水系的变迁。

比较重要的是《历史地理》22辑中发表的“吴淞江考察”专栏,其中邹逸麟《青龙镇兴衰考辨》分析了青龙镇设置的时间,认为青龙镇商业贸易繁盛的原因在于宋代吴淞江排水条件改善之后,青龙镇海上交通条件的改善,而南宋中后期青龙江航道的逐渐淤塞则导致了青龙镇的衰落。

张修桂《青龙江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了青龙江河曲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并对吴淞江河曲的形成机制也进行了必要的探讨。满志敏《宋代吴淞江白鹤汇与盘龙汇一带河道演变》分析了对理解吴淞江河道演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宋代白鹤汇与盘龙汇一带河道的演变过程。

此外还有,王建革《“汇”与吴淞江河道及其周边塘浦(九至十六世纪)》、潘威《道光七年吴淞江整治对河床形态的影响》。其他关于历史时期河流水系演变的论文有,施和金《江苏长江岸线的历史变迁与沿江开发应注意的问题》(《历史地理》22辑),以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全面考察了江苏长江岸线的历史变迁,并立足于历史,对当前沿江开发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吴松弟《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海塘、塘河的形成》(《论丛》第2辑)详细考证了瓯江、飞云江、敖江等三条河流河口平原的成陆过程,并对海塘的兴修及其演变为塘河的历史渊源进行了探讨,总结了温州河口平原成陆的特点,并认为整个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类似塘河这样的河流均可能由海塘演变而来。

程江、杨凯等《上海中心城区河流水系百年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地理科学》第1期)分析了1860年至2003年上海中心城区河流减少、结构破坏的过程及原因,认为修建道路、自然湮没、租界扩张和建造住宅是建国前上海河道

消亡的主要原因,市政建设和建造居民区则是建国后河道消亡的主要动因。此外还有尹玲玲《明清时期长江武汉段江面的沙洲演变》(《论丛》第2辑)、桑广书和陈雄《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论丛》第2辑)、任美锷《4280aBP.至战国黄河下游流路续考》(《论丛》第2辑)、吴文涛《历史上永定河筑堤的环境效应初探》(《论丛》第4辑)等。

历史自然地理方面重要的论著还有:樊如森《清中期以来绥远地区经济开发与土地沙化》(《历史地理》第22辑)认为,清中期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绥远地区的气候条件不适合人类高强度经济开发,而恰恰是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开发规模远远超过了历史时期,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加速了土地的沙漠化。

林汀水《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教训》(《历史地理》22辑)介绍了福建地区植被破坏的过程以及历史教训,但作者在分析宋代福建植被覆盖情况的时候,单纯以人口的增殖来推论植被的破坏,在论述上尚欠充分。

林荣琴《清代湖南矿业开发的分布与格局(1644—1874)》(《历史地理》第22辑)考证了1644年至1874年湖南地区铸币原料矿、煤矿、铁矿、金矿、银矿、硫磺、硝土等矿产的地理分布、产量等情况,但没有与矿产资源的分布进行比较。

周琼《三至十七世纪云南瘴气分布区域初探》(《历史地理》第22辑)介绍了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扩展,瘴气分布区域逐渐消退的过程。

此外,还有龚胜生、叶护平《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论丛》第3辑),马强《唐宋西南、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论丛》第3辑),李化成《瘟疫来自中国?———14世纪黑死病发源地问题研究述论》(《论丛》第3辑)等。

2.历史人文地理。

本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区地理与历史城市地理两方面。

政区地理研究。

辛德勇《两汉州制新考》(《文史》第1期)与以往汉代州制研究大多偏重于单纯关注监察区不同,认为“审视汉代州制的着眼点,是首先注意区分开监察区、视察区、治安区和行政区这些政治区域设置的性质差异;同时,还特别着意于将州制的形成和演变同汉代的地域控制方略以及对儒家畿服制度的追求等政治运作理念和措施结合在一起来做分析,从而也就得出了上述这些新的看法”。

李嘎《雍正十一年王士俊巡东与山东政区改革》(《历史地理》第22辑)认为雍正末年山东政区的调整是对以往行政体制不合理以及紊乱状况的纠正,并对作为政区“末梢”之县的调整、设立过程中曲折反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要始终心存一种“整体史”的意识。

谢《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历史地理》第22辑),细致分析了分县、并县过程中县治选择、辖区划分的过程以及出现的问题。这篇论文正如作者所述,虽然关注的是清代苏松常三府,但其研究视角在于追述政区演变背后的动因、具体过程以及政区形成后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

上述两篇论文,虽然视角各异,但都试图多侧面解剖政区演变的过程和原因,这是对以往政区沿革研究的超越。李晓杰《战国秦县新考》(《历史地理》第22辑)考证了战国时期秦国所置县的名称、设置时间和地望,并复原了秦置县的历史过程。

陈健梅《孙吴政区建置之历史地理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从历史地理的视角分析了影响孙吴政区建置的各种因素。

傅林祥《辽朝州县制度新探》(《历史地理》22辑)在肯定前人提出的辽代的“道”不是一级行政区的基础上,认为辽代南枢密院所辖府州县地方行政系统存在着三级制、虚三级制、二级制等多种形式,并提出辽代并不存在节度州辖团练州、防御州的情况,所有州的行政级别是相同的,只不过节度州的军使衔为节度使,可以管辖团练、防御使,因此一般认为的辽代“节度州”辖区,应该改名为“节度使”辖区;孟凡松《明洪武年间湖南卫所设置的时空特征》(《论丛》第4辑)认为,湖南卫所的设置集中在洪武前期和洪武后期,从空间上看不同地区有着各自的分布特点。

这篇论文的论述方式及其结论对于明代卫所全国范围内的分布研究具有借鉴性。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

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此外重要的论述有,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郭红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吴秩群《清代新疆镇迪道与地方行政制度之演变》(《论丛》第3辑)、任玉雪《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论丛》第3辑)、薛磊《元代双城总管府刍议》(《论丛》第3辑)、郭声波《唐代金沙乌蒙地区羁縻州交通与地望研究》(《历史地理》第22辑)、熊梅《南宋利州路分合考论》(《历史地理》第22辑)、仇鹿鸣《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论丛》第4辑)、杨光华《楚国设置巴郡考》(《论丛》第4辑)。

历史城市地理。

本年度出版了多部历史城市地理的专著,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曲英杰《史记都城考》(商务印书馆),该书对《史记》“本纪”、“世家”、“世表”、“年表”中所记六十余座都城的地望、规模、布局、街道、宫殿、官署、市场、民居等进行了分析,对先秦和秦汉都城的某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对汉长安城城市布局提出的新认识,解决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疑点。

另一部是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将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作者不仅注重城市外部形态的介绍,而且对以往较少注意的城市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不同时期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作者非常关中国古代城市形态变化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动因,将中国城市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史、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很多前沿性的观点。

此外还有丁海斌《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锋《商代前期都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白洪希《清入关前都城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

除了专著之外,较为重要的论文有:王震中《早商王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依据考古资料以及甲骨文和历史文献,对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分期、形成过程、选址、布局,以及宫室、府库、祭祀场等各种建筑的建制与功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肖爱玲《西汉初年汉郡区城市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探析———张家山汉简研究》(《论丛》第4辑)分析了西汉初年汉郡区城市等级及其空间分布。

成一农《中世纪城市革命的再思考》(《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从“坊”、“市”和“城外郊区”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施坚雅提出的“中世纪城市革命”的特点,认为由于研究方法存在根本性的不足,因此“中世纪城市革命”这一命题必须重新进行考虑。

他的《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扬州大学学报》第3期)提出清代城市规模(城市周长)不受城市行政等级的制约,而且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弱,因此用行政等级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是不严谨的。

路伟东《农坊制度与雍正敦煌移民》(《历史地理》第22辑)首先讨论了雍正时期敦煌移民的过程、移民的安置和屯垦的开展,然后对移民的组织形式,即农坊的构成以及具体的运作、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以及农坊制的崩溃进行了分析。

此外,需要注意的论文还有李久昌《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都城空间结构及其特征》(《论丛》第4辑),史红帅《清代后期西方人笔下的西安城———基于英文文献的考察》(《论丛》第4辑),韩光辉、林玉军、王长松《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历史研究》4期)。

历史地名考证。

杨晓春《黄支国新考》(《历史地理》第22辑)认为《汉书·地理志》中的“黄支”为今天的斯里兰卡岛。李宗俊《唐前期河西节度三军考述》(《历史地理》第22辑)考证了建康军、玉门军、新泉军的地望和设置年代。陈隆文《春秋赤狄皋落地望与皋落戈铭文释读》(《论丛》第2辑)、吕亚虎《周都“西郑”地望考》(《论丛》第2辑》)、王永吉《〈史记索引〉“县”地名校议》(《论丛》第2辑》);吴宏岐《唐番禺县治所考》(《论丛》第3辑)、刘思

怡《唐折冲府新考》(《论丛》第3辑)等也提出了新的观点。

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林玉军、岳升阳《明至民国北京东部碧霞元君朝拜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第5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以丫髻山为中心的碧霞元君朝拜圈的形成过程,及其下属的诸多次级朝拜中心的分布,并指出香会活动是不同朝拜中心和朝拜圈间进行沟通的重要形式。

此外,可参周晓薇《都与酆都的演变及其地理文化》(《论丛》第3辑)、刘影《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三晋文化与山西文化关系辨析》(《论丛》第3辑)、朱海滨《近世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历史地理》第22辑)。

相关著作有: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上海古籍出版社)、薛正昌《黄河文明的绿洲:宁夏历史文化地理》(宁夏人民出版社)、雷虹雯《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以〈史记〉〈汉书〉〈方言〉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军事地理研究。

安介生《略论先秦至唐代关塞格局构建的时空进程》(《历史地理》22辑),探讨了先秦至唐代关塞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过程。唐晓峰、岳升阳《北京北部山区的古长城遗址》(《文物》第2期),通过实地调查所发现的文物遗迹与文献资料,考证了北京北部地区长城的修建时间以及与明长城的关系。

人口、民族地理研究。

朱大渭《魏晋十六国北朝北方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总人口数估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陈国保《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统一》(《论丛》第4辑)。著作有王卫东《融会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

交通地理研究。

周宏伟《五尺道即石牛道考》(《论丛》第4辑)、王永飞《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交通建设与分布》(《论丛》第4辑)、许序雅《古典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欧亚陆路交通》(《论丛》第3辑)。著作有李健超《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三秦出版社)。

空间分布的研究。

陆韧、于晓燕《试论清代官办义学的性质与地域特点》(《历史地理》第22辑)、张伟然《吴淞江两岸寺院发展的时空过程》(《历史地理》第22辑)、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书院的时空分布与选址特征》(《论丛》第1辑)。

文献整理。

主要论著有:辛德勇《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述清末写本〈瑞典国记略〉之历史由来》(《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王毓蔺《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论丛》第4辑)、王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松江府海塘图〉的年代判定及其价值》(《论丛》第4辑)、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论丛》第2辑)、王雪玲《清代学者利用金石资料研究唐代地理的成就及意义》(《论丛》第1辑)、毛晓阳《〈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进士籍贯刊误述论》(《论丛》第1辑)。

李永先《宋元地理史料汇编(1-6)》(四川大学出版社)、王文楚点校的《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

二、趋势、创新与问题

1.理论问题的探索。

段伟《简评阿兰·贝克的〈地理学与历史学———架起跨越鸿沟的桥〉》(《论丛》第1辑)以及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科有理论吗?———A·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译感》(《论丛》第4辑)都是对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已于2008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阙维民译)一书的介绍和评价。

从这两篇评述来看,与国内学者仍着重于学科性质的讨论不同,贝克《历史学与地理学》一书主要探索了历史地理学与其

它相关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关系,并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的7条基本原则:1、如同历史学一样,历史地理学探讨的是有关往日的问题;2、如同历史学的资料与理论一样,历史地理学的资料与理论是未定的;3、辩论是历史地理学实践的中心;4、历史地理学本质上关注时间过程中的地理变化;5、历史地理学在总体上是地理学的核心,不是地理学的边缘;6、历史地理学主要关注地点综合体,而不是关注空间分析;7、历史地理学特别突出特定地点的历史特性。

贝克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理论研究所应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在以往一些学术史的论著中,也大都认为当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领域以及分支学科的逐渐增多,这也反映在《历史地理论丛》和《历史地理》中,而且基本上认为凡是与历史时期地理有关的研究就应属于历史地理。

但一味的扩大学科领域,并不代表学科的繁荣和影响力的扩大,上述对历史地理的认识实际上模糊了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

如高国荣《环境史及其对自然的重新书写》(《论丛》第1辑)认为,由于根深蒂固的静止世界观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消极影响,再加上人类对自然的生态价值缺乏认识,自然长期被历史学家所忽视。以此为背景,作者介绍了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自然史回归历史研究的探索过程,并提出环境史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思路和新视角。

从作者的论述来看,此文应当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而且其所提倡的自然史,应当是“地理的历史”。

再如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其他研究政治史的著作不同,作者在研究中强调地理环境与国家政治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将西周政治体系的兴衰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结合起来,这种研究视角在之前的研究中也存在,但如此注重地理环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则是不多见的。

书中虽然强调了地理,但主旨是以地理来分析西周的政治兴衰,而不是研究西周的地理,因此还不算是典型的历史地理著作。

当然,并不是希望历史地理学画地为牢,而是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认真思考历史地理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认清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内涵,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深入下去。而且,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扩展的同时,缺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探讨,很多论文只不过用同样的思路研究不同的地区,创新性的论著并不多见。

在本年度理论研究方面,还需要提及的是丁超《经世致用———侯仁之学术生涯的思想基调》(《论丛》1期),这篇论文梳理了侯仁之“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历程。但是与以往大部分侯仁之学术思想的研究一样,这篇文章对侯仁之在英国留学期间学术思想的转变历程、其所接受的历史地理学学派(达比)的特点基本没有涉及,作为一篇学术思想的研究论文,对于这种关键性的变化缺乏研究是极大的缺憾。

而且侯仁之先生“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侯仁之的思想对我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结果(不仅仅是理论建设和一些分支学科的创立),则是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

2.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资料使用更为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