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宇宏观经济 吴振宇:增长阶段转换的实质机制及对宏观经济影响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仍有很大增长空间。然而,增长空间并不必然对应高潜在增长率。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关键,在于投资所预期的需求增长能否在经济体系循环中顺利实现。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新增需求向高级、易变、非物质化方向发展,使中长期投资风险增加、预期收益率降低,进而使经济从高增速向中低增速转换。

我国需求状况的变化和经济运行特点显示,高增长阶段正在逐步结束。应对增长阶段转换需要依靠创新和提升要素组合效率,培养经济增长新动力。

■吴振宇 近年,从企业、行业、区域和宏观层面都反映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预期不稳等特点,并在国内外引起对中国中长期增长的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通过比较几十个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数据,结合国内区域增长数据和关键商品人均消耗量等指标,判断中国将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即要从平均接近于10%的高增速降到7%或以下的中低增速。

虽然对增长阶段转换开始的时间、经济增速下台阶的方式和程度有不同认识,但“增长阶段转换”的观点提出后,已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响应,并被广泛应用于对当前经济走势和未来增长潜力的分析中。

与此同时,另一种以国际增长经验为基础的观点认为中国仍处在高增长期,短期内潜在增速不会发生转折性变化,还能继续以7%—8%的高速度再增长20年左右。

这种观点也有广泛的代表性。 仔细考查两种观点,似乎更多渗透着前瞻性的预感,论据、推论过程和结论梳理工作不够清晰。

正因为如此,两种观点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数据中得出不同判断。观点的冲突增加了人们的疑惑,而当前经济运行状况常常简单地被作为中长期变化的论据,更增加了理论的可疑性。客观认识增长阶段转换,需要进一步厘清潜在增长速度从高向中低转换的实质和发生机制,阐述转换发生的逻辑过程。

增长阶段转换的实质是需求状况发生持久性改变,不再支撑经济体系的高增速均衡 实现高增长有三个关键环节:第一是需求的空间大、第二是投资的技术和资金约束相对较低。

第三是微观主体愿意用更多工作时间或更大强度劳动去实现未来需求。 ——作为增长空间的“潜力”,并不必然对应作为增速的“潜力” 增长潜力通常以两种含义使用,一种用于说明增长的空间。

比如说中国城市化率刚超过50%,未来增长潜力还很大;或者说中国人均GDP刚超过5400美元,而发达国家在10000美元以上,增长潜力大。另一种含义是在潜在增长率的语境中说 “潜力”。

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大,还可以持续高速增长20年。这主要强调潜在增长率比较高。 由于两种含义常被混用,分析中容易将增长的空间与增长速度联系起来,似乎增长空间会自然转化为增长速度。众所周知,发展空间大,不一定速度就高。

比中国落后的国家有更大增长空间,但鲜有中国这么快的增速。高经济增速是因为存在一种机制将增长的空间以更快的方式转换为实际增长。增长阶段转换关心的是机制变化,而不仅是增长空间的变化。

——经济高增速反映投资和需求潜力能在高扩张速度下形成平衡的循环关系 投资和未来需求间平衡的循环关系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无论在高增长期,还是低增长期都必须满足这种关系。在高增长阶段,每一期投资都会预料到未来的需求会及时吸纳新增生产能力,或者需求具有完全弹性,投资扩张只受限于供给约束,投资和需求以良性互动的方式共同快速增加。

实现高增长有三个关键环节:第一是需求的空间大,需求是稳定的、刚性的。第二是投资的技术和资金约束相对较低。

第三是微观主体愿意用更多工作时间或更大强度劳动去实现未来需求。工业化结束后的低速增长期,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需求增加,投资增长自然会谨慎、缓慢很多。

同时,福利函数的改变影响到劳动者在闲暇与工作间的选择。需求不再支撑投资高增长,收入增长预期吸引到的劳动供给也有限,整个经济体系的增长速度会变慢。 ——随着收入增加,社会需求发生持久性改变不再支撑高增速均衡 为解释工业化先行国家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潜在增速普遍下降的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综合考虑后发国家的技术边界,需求结构变化和制度性原因。

然而,更具普遍意义的是需求变化导致增长速度变化。

课题组两种主要国际比较方法都直接支持需求变化导致高增速下降的推论。第一种方法是用1990年国际元比较各国高增长结束时的人均GDP。基于支出法换算的购买力平价国际元,强调各国间可比较的实际购买力或需求状况。

在人均11000国际元左右各国增速普遍回落,反映在此收入水平上需求发生了真实变化,并导致高增长结束。第二种方法比较关键性商品,比如用电量、汽车保有量、钢铁累计产量增速出现转折时的人均GDP。

比较实物消耗量,直接证明需求实际变化导致经济高增长结束。 认为中国在需求、资本和劳动力等方面有潜力,进而判断经济仍将保持高增速的观点,是将增长空间当作增速空间。人均GDP可以被解释为购买力,也可以被解释为人均生产能力。

认为我国人均生产力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存在差距,于是仍会持续高增长的观点没有回答高增速机制及其持续性问题。 需求变化导致投资中长期预期改变是增长阶段转换的核心机制 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关键,在于投资所预期的需求增长能否在经济体系循环中顺利实现。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使中长期投资风险增加、预期收益率降低,进而使经济从高增速向中低增速转换。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与高资本累积速度对应,随着资本存量扩大,投资主导的高增速会自然下降 讨论中国增长阶段转换,实际是针对具体的增长现象:“大经济体,并非城市或外需型经济”,“高增速接近10%左右”,“已经持续高增长30多年”。

对于这样一个案例,很难想像其他因素能够不借助资本积累,而对经济增长发挥如此长时间的强大影响。 虽然资本积累仅是影响经济增速原因之一。但国际经验显示,高增速通常与高资本积累相联系。美国著名学者丹尼森测算1953—1971年,日本平均增速8.

8%,其中资本投入引起2.1个点,规模经济引起1.9个点,知识进步引起2个点。规模经济和知识进步通常在资本扩张中实现。综合来看,8.8%的增速中接近6个百分点是资本积累引起的。

丹尼森的研究还发现,美国就业迅速增长期,也是资本存量迅速增长期。这说明,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资本扩张来实现。对于中国,增长阶段转换问题归结于投资高增长是否可以持续。

投资显然是以有保障的未来需求为基础。需求的变化是投资发生变化的基础性原因。 从生产函数看,产出能力的增长依重于资本存量高增长,保持资本存量同样增速需要更高的投资增速 (资本存量越来越大,要保证其增速需要更大新增量)。

所以,随着经济体逐渐成熟,提高新增投资在存量资产中的比例难度日益增加,经济增速必然会从高速逐步转换为中低速。 ——住、行、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刚性、稳定性支撑了相对较高的投资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总伴随着消费升级过程,对此已有众多研究。

最近的案例是2002年以来随着房地产、汽车需求快速扩张,宏观经济保持了很高增速。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的生产链条长,中间投资大,于是整个社会的投资增长很快。

特别是住房和汽车是新市场,需求空间大、投资回报高、风险低,投资增速很高。与历史上消费升级过程相比,随着我国进入上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基本生活消费增长的空间已大大压缩,未来需求快速增加的可能性不大。

——非生活必需品或服务需求增长慢、波动性强、价格弹性大,增加了投资的不确定性,会降低全社会投资增速 需求的变化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正是存在这样的逻辑关系,我们才在不同国家及我国不同区域观察到在相同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呈现相同规律。

居民需求随收入水平提高会发生数量和性质变化。由初级、持久的需求如住房、汽车、家电逐渐向高级、易变的需求如奢侈品转变;从物质性的需求向服务性需求转变;从标准化需求向具有个性的多样化需求转变。

这些变化一方面减低投资的总需要量,另一方面增加了不确定性,加大了投资风险,使投资增速逐步放缓,进而使经济从高增速的平衡向中低速平衡转换。 ——我国需求状况变化预示经济高增长期正逐步结束 住房、汽车消费即将进入转换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测算,按照国际经验,2016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增速可能会下降。由于中国人地矛盾突出,汽车消费受制于城市容量限制,去年轿车产量同比仅增长5.

8%,与2002—2010年间平均31.2%的增速相比已明显下降。 2002—2009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平均增长约20%,而2010—2011年平均仅增长7.7%,住房消费也日趋成熟。

后发国家特殊的需求实现过程压缩了需求升级的空间。先行工业化国家居民满足住行基本需求后,消费升级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而提升,呈现按顺序发展的形态。而后发国家的一般消费品会紧跟先进国家的最新产品,当基本需求满足后会直接面临消费升级空间不足问题。

服务业需求难以支撑高投资与高增长。近年我国居民服务需求,特别是医疗卫生、教育培训、旅游金融等需求发展较快。然而,服务业的生产链条短,需要投资量低,很难带动经济高增长。

社会效益好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逐渐减少。近年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大量资金。高速铁路网、城市轨道交通和支线机场建设都进入快速发展期。然而,随着建设的推进,具有良好经济社会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也逐渐减少。

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居民劳动供给函数也发生变化。近年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沿海加工类企业转移到内地后招工困难,工人加班积极性不高。这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增加受限,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收入提高,劳动供给函数发生改变。

增长阶段转换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全局性影响 当前,我国高增长阶段正在逐步结束,同时,应对增长阶段转换需要依靠创新和提升要素组合效率,培养经济增长新动力。 增长阶段转换的判断,直接影响到理解当前经济状况和确立宏观调控思路。

有观点认为, 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变化,仍可保持经济高增长,现在增速下降是正常的。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应调低宏观经济的主要预期指标。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看,我国已逐步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 ——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经济正进入转换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种种情况显示,我国经济可能已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超预期。我国金融货币市场与外部相对隔离,在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的财务和功能损失都很小。可以说,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并未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此次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却超出预期。

2009年四季度以来,我国GDP当季同比增速已连续11个季度下降,到今年三季度已降至7.4%,创下新世纪以来经济回落时间最长的记录。 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未能按预期扭转经济下行态势。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台一系列经济提振措施,经济很快恢复到高位。

但政策退出后,经济再次进入下行通道,反映经济体内在增长动力缺失,对政策的依赖性加大。进一步证实,中长期因素在此轮调整中起着基础性作用。 应对金融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有限增长的同时却带来物价显著上涨,说明潜在经济增速可能已经下移。

从微观层面上看,政府和企业都反映有价值的投资项目在减少,投资的风险在增长,符合增长阶段转换期投资的主要特征。

从区域经济看,作为经济增长前沿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发达地区在此次危机中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下滑,部分地区的投资甚至出现负增长。经济表现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区域出现分化,符合增长阶段与收入水平的关联性。

低迷的指标表现经济可能在进行中长期结构调整。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亏损企业数量同比平均增速3.2%,2008年到今年亏损企业数量同比平均增速为12%,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从2010年2月份的20.

7%下降到2012年10月份的10%,下降持续32个月,是2000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调整。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稍高于20%,甚至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26%的增速。

投资超预期大幅下落,反映生产体系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 综合上述因素看,此轮调整中经济体并非仅受到简单的需求冲击,而是由于短期需求与中长期调整的重合。这种情况一方面加大了需求冲击的力度,另一方面促使增长阶段转换更早显现。

——受需求状况影响增长阶段转换不可逆,高增速降低后不会再恢复 关于增长阶段转换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阶段性调整后,还将重回高增速。从高增速向中低增速的转换是因为需求状况发生改变引起的,是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后的正常转换。

由于需求变化有稳定规律,增长阶段转换不会轻易地发生摇摆,增长阶段转换一旦表现出来,就会沿着客观的,不以具体时间和区域改变的特点演进。

——积极应对短期、具体问题,是促进增长阶段平稳顺利转换的着力点 增长阶段转换并非僵化的规律,仅是观察经济运行的参照系。并非人均GDP达到l1000国际元左右经济高增速就会自然转换,而是通过短期、具体的变化使潜在增速降低。

指出这一点,是为了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既然经济潜在增速降低,我们就应当顺应这种变化,不再需要扩张性政策。另一种是不承认增长阶段转换的到来,过度刺激经济导致出现泡沫化。

与后一种相比,前一种倾向更具有隐蔽性。增长阶段转换虽然会发生,但如何转换、转换后潜在增速的高低?是积极利用经济政策调控运行的结果。只要认真应对短期的、具体的问题,就能够创造出一个中长期相对较好的转换结果。

——增长阶段转换为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提出要求 在增长阶段转换期,依靠要素投入带来的高增速会逐渐结束。伴随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将在中低速阶段停留在什么位置,呈现出什么样的增长绩效、在高增长阶段,适应高速度是主要任务,企业往往疏于效率的提高。

资源投入的容量受限后,提高要素组合效率的空间很大。此外,高增长期累积的资本和管理经验也支持通过技术或管理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应对增长阶段转换需要依靠创新和提升要素组合效率,培养经济增长的接续动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