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妻子 别了中国之后的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司徒雷登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美国前驻华大使1876年生于杭州的一个传教士家庭,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创办燕京大学并任校长,抗战期间曾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对中国怀有极深的感情。

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特殊的经历及对中国深刻的了解,更由于他与国共双方均保持了良好关系,1946年7月马歇尔访华后不久,便邀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要求很快得到杜鲁门政府的批准,从此司徒雷登便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涯。1949年8月,随着南京政府的垮台,司徒雷登不得不黯然离开了他生活多年的第二故乡。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返美途中经过冲绳岛时发表声明,赞成承认中国共产党并与之维持商务关系。但美国政府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并禁止他擅自发表有关中美两国关系的言论。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辩解。

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由此司徒雷登不仅充当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开罪了国共两党。

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美国政府的白皮书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1951年6月24日,司徒雷登诞辰7 5周年,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庆典活动,行前专门请示蒋介石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介石只讲了一句“不必了”,并公开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被派往台湾,对司徒雷登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回到华盛顿,一下飞机即被送往国务院。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找他谈话并和他“约法三章”:闭门思过;避免同新闻界及公众接触;不准会见不必要的来访者。以后虽然允许他在国内作过两次演讲,但讲稿需经国务院的审查和认可。

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司徒雷登的社交范围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后来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由于心情郁闷,在返回华盛顿途中不幸中风,摔成了半身不遂。

后被送到一家海军医院抢救,翌年3月出院,被他的中国助手傅泾波接回家中照料。司徒雷登的大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杭州,杰克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小城市当牧师,收入菲薄,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多亏了傅泾波一家的照顾。

傅泾波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满族家庭,早年曾在燕京大学求学,其间为司徒雷登的办学精神所打动,立志终身追随其左右,后来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谢世,独子杰克返回美国,傅泾波便成了司徒雷登身边唯一的亲人。1949年司徒雷登回国后,傅泾波一家也随同赴美。

司徒雷登中风后,傅泾波像对父亲一样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一段时间后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能到院子里散步。司徒雷登喜欢吃北京味的中餐,为此傅泾波的妻子刘卓汉专门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模像样的北京式中餐给老人改换口味。

刘女士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他总是满意地对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

傅泾波到美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他们的朋友很多,来往信件也特别多,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谈心,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多年以后,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忆起这段往事时动情地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爷爷)’,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太爷爷’。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

在一般人眼里,司徒雷登多年担任大学校长和驻华大使,应该过着比较体面的上流生活,其实司徒雷登一生在中国办教育,根本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比较困难。回国后傅泾波给他出主意,不要辞去驻华大使一职,这样做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中美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以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的工资。

1952年12月,屈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只能靠一家慈善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提供的600多美元维持生活。

1954年,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帮助下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在华50年》,主要内容源于他的日记,但由于印数不多没有再版,稿费非常微薄。对于傅泾波的悉心照料和帮助,司徒雷登极为感激,他在书中感慨地说:“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他将全部书籍和文件赠与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将其遗骨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回到他早逝的夫人爱琳女士身边,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原因,司徒雷登的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2008年11月17日,在中美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这位美国老人“重回”西子湖畔,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只刻着这样一行字:“司徒雷登,187 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