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家争产案 新四世同堂之周信芳家族:因爱被迫与子女离散

“我们家6个孩子,5个都避过了十年浩劫。为什么?因为姆妈一直觉得会有一场很大的浩劫等着这个引人注目的家庭。”

撰稿·王悦阳(记者)

上世纪40年代中叶,上海长乐路上闹中取静的一幢小洋房里,居住着梨园大师周信芳和妻子裘丽琳。这里是文人墨客的宝地,是戏里戏外的才子佳人的乐园。

1946年,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打破了周公馆往日的宁静,周家的四小姐从天而降,为这个和睦美满的家庭锦上添花。那年周信芳已逾知天命的年龄,老来得女,自是宝贝得难以形容,他为这个最小的女儿取了一个极富诗画意境的名字:“采茨”。

时光流转。如今,周采茨静静地坐在记者面前,身穿黑色丝袍,略施淡妆,雍容华贵,一如人们心中固有的闺秀形象,却又在眉宇间、谈吐中多了些许干练与果断。周采茨五彩斑斓的人生已让她不必时时附丽于声名卓著的家族,可她热爱自己作为周家后人的这个特殊身份。周采茨说,自己像极了母亲,这种相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学来的,

每当周采茨惦念起自己的父母,总会翻起那些半个多世纪前的老照片,时而莞尔一笑,时而紧蹙眉头……整整一个甲子,总说人生如戏,周家坎坷曲折的经历不正是一场戏吗?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非常惊奇,我的生活方式、我的品位简直和我母亲的一模一样。每当我看着自己设计的房子,就感到满是母亲的背影……当然,我姆妈比我伽(能干)得多了。我根本没伊介来赛(能干)……”冷不丁爆出的一口纯正老式上海话,仿佛在提醒记者,西化的周采茨依是不折不扣的“上海女儿”。

采茨,周家门里的小公主

在采茨的记忆里,母亲是个美不胜收的仙女,当她开始记事时,母亲已是翩翩少妇,可她牵着采茨的手走在路上的时候,还经常吸引不少男性行人的目光,有的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轻轻的赞叹。

那是内乱战火笼罩着整个神州大地的年代,国民党特务无孔不入,不仅混进周信芳的黄金大戏院里来肆意捣乱,还有意无意地骚扰着周家的日常生活。然而,动荡的社会环境和纷繁复杂的演员生活丝毫不能够影响周信芳和裘丽琳对小女儿采茨的万般宠爱,“我在家里年纪最小嘛,连小哥哥也要比我大上整整7岁,父母自然更宠爱我,我就像家里的小公主一样。

”说起童年,周采茨的神态仿佛又回到了照片里的那个可爱小女孩,眼神充满了天真无邪的童真。不过采茨不但乖巧,脾气又特别好,即使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哭也不闹,偶尔嘟个小嘴也就作罢了,甚是可爱,因此更博得了父母的怜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中学同学到现在都说我脾气好得不得了。”

离家不远处的长乐路和茂名路,是周采茨儿时的欢乐世界,父亲周信芳时常会带她去新雅和沙利文这样的西餐馆吃自己最喜欢的冰激凌。过往的行人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名伶毫不张扬地坐在一旁,默默注视着娇小的女儿一勺一勺地将冰激凌送入口中。

女儿印象中的父亲平时不太说话,只有和母亲一起的时候才显出他健谈的一面。而家中交好的朋友也并不多,周信芳即使在家里接待客人,宾主也从来不坐客厅,时常是关上房门,在书房小天地里舞文弄墨、切磋戏艺。在采茨的记忆里,经常来的有巴金和田汉。

尽管周家每天来来往往的客人总能凑成整整一只圆台面,天天好吃流水席,但事实上,周信芳真正的知心朋友却很少。“我爹爹邪气(十分)有劲,整天在家不大讲话,很严肃。最有趣的是伊从来不吃蔬菜,只吃肉。”

尽管父亲十分威严,对于采茨这个最小的女儿,周信芳却会特别亲热些。每天晚上,汽车刚在门口停稳,周老板就急着跨进家门,抱起小女儿亲一亲,好几次父亲生硬的胡茬弄疼了女儿稚嫩光洁的脸蛋,还引得采茨连声抗议。

和许多氍毹人家的孩子不同,周采茨是泡在父亲周信芳的戏中不知不觉地长大的。周信芳不仅从不禁止子女到剧场看演出,还常常带着子女们去看芭蕾舞、话剧和滑稽戏。“我小辰光看得最多的就是苏联的芭蕾舞,因为我姆妈不要看,伊老是嫌苏联的都是‘蹩脚货’,所以我爹爹总是带我去看。

除了芭蕾舞,就数爹爹的戏看得最多了。”当时,周老板演出时,剧场里常常会有一个黄毛小丫头,端端正正认认真真地坐在第一排,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台上——《萧何月下追韩信》、《明末遗恨》、《徐策跑城》……父亲的戏小采茨几乎一个都没漏掉。有的戏能把小姑娘逗得乐不可支,有些戏又催人潸然泪下。

最有趣的一次经历是在采茨10岁的时候,那天父亲在台上演的是《清风亭》,大悲大恸的剧情让“入戏”太深的小采茨在台下“呜呜”大哭个没完。甚至由于哭声太过响亮,弄得台侧的锣鼓师傅的锣鼓经全都乱了套。“没办法呀,爹爹演得真是好,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就是不停地哭。”在周采茨看来,麒派艺术的精彩之处,恰在于以情动人,哪怕是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都丝毫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

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的败相显露无遗,于是,有人劝说周信芳到香港去演出,也有人提出数额巨大的包银和十分优裕的演出条件、生活待遇,甚至还有用别墅以及周游世界演出,子女出洋留学等条件作为诱饵。但这些都没有使周信芳动心,他选择留在了上海。陈毅市长因此特别设宴款待这位爱国艺术家,周信芳却老实本分地回答道:“因为我的观众都在这里,我怎么舍得走?”

60年后,记者问起对新中国的最初印象,周采茨满怀留恋地连连说道:“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那简直就是天堂,出门从来不用关门,走在路上也根本不会有小偷,完全不需要有任何防人之心。正逢新旧政权更迭,一个面貌一新的社会呈现在眼前,身为华东戏曲研究院以及上海京剧院院长的父亲,工作热情空前高涨,没日没夜地排演新戏,虽然偶尔会有些不理解,发点小牢骚,但他除了对我妈讲,哪怕是我们,都不会透露半个字。

那时的他,一心就想把事业搞得风风火火。”

沐浴在解放的旖旎春风之中,周采茨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小学生。学校是母亲裘丽琳专门联系的世界小学,这所著名的小学至今还是上海滩的名校,采茨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天上学是父亲牵着手,一步一步送到校门口的。“我那时学的都是好东西——爱国、爱人民、大公无私。到了抗美援朝时期,就听黄继光的故事,接受最正统的教育。”

相比童年的欢乐,采茨对小学集体生活难免有些不适应,但其间也不乏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学校里的一位老师要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胖和瘦”的意思,莫名其妙地就把周采茨叫上了讲台,指着她对全班同学说:这就是胖,引得一场哄堂大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老师说的话可真是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