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开心是什么意思 教师节 青椒们是不是只剩下穷开心?

青椒,是高校青年教师的简称,通常是指初入职场、年龄小于40岁、中初级职称的一类人群。

今年1月,南昌大学有位青椒,在微博上吐槽,说他1月份的工资只有900多,还放了自己的工资条,说“薪水发出了历史感”。

原微博的工资条已经找不到了,根据澎湃视频,岗位工资2165元,基础绩效3150元,加上补发80元,应发5395元,扣了医保1718.4元,养老保险572.8,房租633.82元,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到手918.1元。

这微博火了。澎湃新闻就去采访了南昌大学,学校说,因为1月份扣除了未来一年的医保。

然而问题并不出在一年医保上,因为加上了医保,那工资也不算高啊……

澎湃又采访了学校另一位青椒,这位老师说,40平米的公租房大概一月扣600多元,他没有住公租房,所以其工资条是1500元。又吐槽说,为什么学校要把大家一年的社保、医保都扣掉,高校年轻老师收入都不高,甚至有些老师的工资都不够扣。

这话说得太惨了。

我不能去跟年轻老师争饭碗,我很可怜他们

2011年03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文章《老院士不好意思跟年轻人抢讲台》。

写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最初到北京大学兼职时,热情很高,给学生们开了选修课,很受欢迎,可是讲了两年以后,这位老科学家决定不再授课了,原因是——“我不能去跟年轻老师争饭碗,我很可怜他们”。

2012年,学者廉思对全国范围内各类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抽样调查,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当年的统计显示,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

报告写道,这群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状态如同“工蜂”:有光鲜的“外表”,但“鸭梨山大”,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有资本做真正感兴趣的事”。他们当中,72.3%是压力族,近七成每月难有结余,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以下。

好像的确值得院士可怜……

没有仪器,没有经费,发表论文还要交版面费

我国高校的教师薪酬采用“工资 奖金 津贴”制度,工资部分低,奖金和津贴要靠教师从研究、教学中获得,其中学术研究的提成是“大头”。

工资有多低呢?

201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调查显示,教师的基本工资占总收入的14%,稳定性、保障性的作用显著弱化,这与高校教师的职业特点不相适应。

教学的钱好拿吗?

教学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顾及到青年教师,他也不愿给本科生开课了,因为年轻教师待遇较低,没课上就意味着没有课时费。

在知乎“国家为啥让高校的青年教师拿这么少的薪水,五千左右?”问题中,匿名用户说:

一个课时45分钟也就40元不到,要备课要批作业要批卷,真心不划算。且好上的课都已经分完了,很多年轻人要么上不到课,要么上到的都是很麻烦的课。

而且教学也很麻烦,比如最近上级要调查,学校把近几年的试卷都拿出来要大家检查改,统计每道题(包括选择、填空)的正确率,填各种表格,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有老师跟我讲,每天晚上回家改卷子统计,边改边骂)。对青年老师来说,想发展,上课多会成为绝对的负担。这就导致很多学生抱怨老师上课不认真,确实没办法投入太多,否则考核都完不成。

那么科研课题资助呢?

事实上,年轻老师要想申请科研课题资助,成功率极低。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委员说,现在很多项目不愿冒险,所以不肯资助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更愿意把钱投到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身上。

中国青年报在《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自比为“工蜂”》一文中引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彭锋的话说:“副教授不能担纲重大课题,即使他是实际研究的主力。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也都向学界‘精英’和‘大腕’靠拢。”

《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显示,80.6%的“工蜂”没有主持过国家级课题项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万元,61.6%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

青年教师整体上究竟能赚多少钱,比较正儿八经的数据是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调查。

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研究分会组织的“高等学校教师薪酬调查”课题组分别对3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师进行了薪酬调查,获取了有效样本57,698个。

调查显示:总体来说,高校青年教师收入普遍不高,81.9%的青年教师年收入10万元以下,特别是34.6%的青年教师年收入6万元以下。另外,高校青年教师低收入人群相对集中,高收入人群相对分散。其中,年收入在5万—6万元区间的人数最多,占被调查总人数的18.2%;其次为年收入在6万—7万元区间的,占总人数的17%。

对比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平均工资,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2452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4556元。

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薪酬实在不算多。

青椒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没有钱,吃饭住宿都是问题。报告显示,每月能有经济结余的青年教师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青年教师在工作的前几年内,经济上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在采访中指出,住房问题是年轻老师们面临的首要困难。

以北京交通大学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一名博士后入校后,可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博士是一居室。后来,博士后分一居室,博士只能住周转房。再后来,一律住周转房。开始还能“周转”两年,后来改为一年。现在,连周转房也没了。面对北京动辄每平方米3万元的房价,很多人想都不敢想买房的事情。

“他们读了20多年书,也要结婚、生子、赡养老人。在重压下,有人选择了离开,另谋高就。有人选择了第二职业,创收自救。当然,也有相当多年轻教师在忍耐中奋斗,非常悲壮。”

“没有仪器,没有经费,没有职称,发表论文还要交版面费,国家设置了各种人才计划,跟多数年轻教师无关。”

事实是,在“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人才建设工程的影响下,拔尖人才和普通教师之间的劳资沟壑变得越发明显。

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2年《北京社会发展报告》对11所北京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教授2010年的总收入最低的为4.95万元,最高者为79.7万元;副教授2010年的年收入最低者只有2.8万元,最高者为67.1万元;讲师最低者只有2.2万元,最高者为57万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2013年又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高层次人才的收入水平在高校明显处于领先地位,达到教师平均收入的2.8倍,其中千人收入最高,达到教师平均收入的6.2倍,基本与国外一流大学的教师收入水平接轨,具有一定的外部竞争力;院士、长江、杰青的收入分别是教师平均收入的3.2倍、2.8倍、2.5倍。

赢者通吃,非升即走

在今年1月,那条南昌大学教师1月工资900元的微博下,有评论是这样的——

意思是教师工作稳定,这才是最重要的。

问题在于,如果要追求的不是混吃等死的稳,而是稳中有升的稳呢?

2016年7月1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过剩的科研人员与稀缺的教授职位》,作者是吉娜·科拉塔,她采访了一个旨在支持年轻研究员的新组织“研究的未来”的执行主管盖里·麦克道尔,这位主管指出,教授的动机是让博士后尽可能地多工作,以便教授可以借此获得经费。

“我听过不少这样的事,教员在迎新会上对博士后们说‘现在不是你们独立科研的时候,你们应当为你们的教授工作,助力他成功’”。

“博士后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廉价劳动力。不过,年轻的科研人员仍要为教职竞争。”

“他们迫切希望工作,迫切希望获得教职。”

然而事实如何呢?

开头提到的“我不能去跟年轻老师争饭碗,我很可怜他们”那位陈院士,说自己开课会影响年轻老师的成长,现在都想办法尽量不上课,因为自己去学校里上课,学生都被吸引到他这儿来了,就没有时间去选年轻老师的课了。而年轻老师在教书、科研两方面都有考评指标。年轻教师只有完成课时数量和研究成果数量,才有希望晋级。

《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指出,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其中,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调查发现,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甚至很不够用。

“非升即走”的潜规则,更加剧了青椒的强迫感。虽然很多人把大学老师工作视作铁饭碗,但对很多年轻老师来说,一个潜规则是:5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据当然是指标完成情况。但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标的状况并不乐观。

近3年来(2012年的报告),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另外,2016年,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就表示,正在研究制定高校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对全国233万在编教职工进行实名统计并收回编制,未来将会实行全员合同聘任制。当时这事也引发很多青年教师的担忧。

吉娜·科拉塔,在文章中写道:

现实情况是,尽管有许多人渴望获得终身教职,但在所有获得科学或工程博士学位的人里,最终仅有不到一半的人梦想成真,做到学有所用、人尽其才。

其他人则最终分散到产业界、商业界以及其他行业,从事有趣的工作,获取可观的收入,同样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然而,当他们最后选择放弃学术生涯的时候——攻读博士学位需要4到6年甚至更久,在博士后岗位甚至要耗费十年以上,那时他们已然步入中年。在那些临时的低薪岗位中,他们消耗了青壮年的大好时光,接受了大量不必要的高度专业化训练。

其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高校青年教师的迷思》中指出,青年教师状况惨淡,与科研经费配置体系有关。由于科研资源由行政主导配置,在配置过程中容易出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勾连的情况,很难有平等的学术竞争环境。

一个有能力的青年学者,难以通过竞争获得课题和项目支持,而那些没有精力做学术的行政官员,或者已过学术黄金期的院士们,反而能比较轻松地获取各种纵向(来自政府部门)和横向(来自企业和社会机构)课题,成为重大课题的负责人。

这种学术资源配置体系,让青年学者处于学术的最底层,有些行政官员、有显赫学术头衔者,成为课题的“承包方”和“转包方”,青年教师只能“可怜”地做他们分来的课题,再以他们的名义做出成果去发表,获取的只是很少的报酬。

湖州师范学院高鸾在《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师工作满意度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总结,科研上,青年教师面临的两难困境是:青年教师往往教学任务繁重,无暇顾及科研;科研意识不强,综合素质有待提高;研究方向不明,申报课题经验不足。

高校科研课题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评审过程受到诸多外部人为因素干扰较多,导致高校在科研课题评审、科研经费分布、科研条件提供等方面,青年教师与中老年教师都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篇论文指出,“由于青年教师对自己的高期待,他们中很多人一直处于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中,而高校行政化的趋势又在无形中加大了他们的工作负担。”

吉娜·科拉塔在文章最后采访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医学部门主任凯·伦德,他说,对于那些将科学作为事业追求的学生的导师来说,最好的事是当他们还是本科生时坐下来深入和他们谈一谈。

“大多数时间,人们并未深入考虑过为什么要选择此路。他们只是说,我喜爱科学,我擅长它,我要读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