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投敌案的内幕 学者:方先觉并非力竭投降而是变节投敌
核心提示:梁子超的报告及徐永昌的记载,是目前所见方先觉投敌条件较为原始的记录。这个记录证实了两个问题:首先,方之条件提出于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确有"送往南京"一条。前者足以证实方提出了投降条件,后者足以证实方之政治变节。梁子超的六条与饶少伟的五条,文字有出入,但内容基本相符。将二者联系对照起来,方先觉投敌变节问题可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本文摘自《历史研究》2006年05期,作者:邓野,原题为: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
作者简介:邓野,重庆市人,1953年5月20日生。198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86年来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评聘为副研究员,2003年评聘为研究员。
1944年4月至12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此即一号作战。在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日军所遇到的最为顽强的抵抗是在衡阳。时任第十军军长的方先觉固守该城40余日,在中美空军的配合下,曾重创日军,创造了抗战后期最为著名的一次守城战例。然而,在援军迟迟不至、日军最后突入衡阳的生死关头,方先觉又率部投敌,成为一号作战全部过程中投降日军的最高将领。方氏集英雄与降将于一身,反差甚为悬殊。
然而,由方先觉所引起的历史争议并不在于其功过如何评价,而是集中在他到底是否变节投敌。对此,台湾的相关著述基本否认,而大陆方面则相反,多予以肯定。就笔者所见,双方的基本论据大都是衡阳之役参加者后来的证词,由于大陆和台湾政治环境不同,证词自然也不同,[1]所以形成各有其据、各持其论的状态。然而,因双方都没有提出原始证据,彼此的立论依据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其实,该案所以是非莫辨,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当年的裁决所造成。为此,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入手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清理。首先,就方先觉投敌与否即问题本身提出原始证据;同时,将着重研究方先觉一案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的关系。本文认为,揭示该案与政治的若干牵扯,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核心,才能回答清楚蒋为什么断然否决方之投敌。
衡阳之役与中国政治
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是打通平汉与粤汉两条铁路线。经过河南战役平汉路基本打通,接下来日军迅即发起湖南战役,以期打通粤汉路。6月18日长沙失守,战局的下一个焦点集中到湘南衡阳。衡阳为粤汉与湘桂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能否阻止日军打通粤汉路并阻止其进犯广西,取决于能否固守衡阳。至此,衡阳之役的战略意义骤然形成。
方先觉部于6月初进驻衡阳,所辖虽有四个师的番号,但因严重缺员,总兵力仅约1.7万人。[2]衡阳之役于6月22日展开,鉴于长沙之败,最初,重庆统帅部对于守军并无信心。6月23日,军法总监何成浚记载:午后出席各部会报,"军令部报告战争情况,衡阳业已在倭寇严重威胁下,守军力量甚低劣,敌人不攻则已,否则与长沙必无二致"。[3]事后看,军令部的评估不免过低,方先觉顶住了日军的猛攻,将战局支撑下来。
任何战役,愈是具有战略意义便愈是具有政治意义,其政治的牵扯面愈是广泛。衡阳战役正是如此,是役展开之后不久,不可避免地与一系列政治问题牵扯起来。
由于国民党军一再溃败,美国对蒋失去信心,7月7日罗斯福提出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对此,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4]次日,蒋复电罗斯福表示此事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同日,蒋又致电华莱士副总统,称中国战局"并未有如阁下在各地所得报告之危险与绝望之程度,此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5]把两电联系起来,此可见蒋的缓和之计。
史迪威指挥权既然因战局危机而提出,蒋当然明白,此事能否缓和并不取决于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取决于战局能否缓和。所谓缓和就是拖延,力求在战场上有所收获,待战局稳定之后,再来就史迪威问题具体磋商,从而求得一个有利的结果。为此,蒋明确向美方开出支票:当能以今后事实之表现证明之。那么,这个"证明"具体体现在哪里?显然,由于中国战场的作战中心集中在衡阳,因此史迪威问题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衡阳之役的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