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投降三个条件 常常想起那些抗日名将:方先觉

如果你因为杀敌一千多人而记住了平型关大捷,也因为杀敌一万多人而记住了台儿庄大捷,那么,你也应该记住杀敌近两万人的衡阳保卫战。

第二个数据是,从1944年6月23日到8月8日,在湖南衡阳,孤军守危城的第10军,击毙了两个日本将军: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第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

第三个数据是,第10军在衡阳,仅仅一万七千多人,守了47天。这个数据有多牛,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守军16万人,面对日军二个师团5万多人,只守了8天;

而就在1944年这一次日军志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所谓“一号作战”中,郑州守了4天,洛阳守了8天,占领整个河南全境40余座城市,日军只用了38天时间;

而日军从湘北打到长沙、衡阳,只用了29天时间,攻克长沙则只用了1天;

衡阳保卫战失败后,日军更是势如破竹:12天攻克桂林,6天攻克柳州,1天攻克南宁,占领广西全省只花了20天时间。

可见,从北到南,近2000公里的战线上,日军可谓如入无人之境,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想占哪儿就占哪儿。

除了衡阳。

在衡阳,日军不仅耗费了史无前例的47天时间,而且事后他们自己的战史,还将这次衡阳保卫战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

可见衡阳保卫战之惨烈。

并非想说此前此后的中国军队不英勇,只是想说此时的衡阳第10军太英勇。而第10军的英勇,只是因为他们有一位勇而有谋的好军长——方先觉。

正是他,把日军准备在1天内结束的衡阳保卫战延长到了47天;也正是他,使得衡阳在1944年的夏天,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中心。

方先觉,字子珊,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县,黄埔三期。

黄埔三期毕业生一共有1233人,在军事史上当然没有黄埔一期和四期有名,但仍然出了一些猛人。

最牛的猛人,就是一手把第74军打造成为抗日第一劲旅“虎贲军”,自己也堪称抗日第一名将的王耀武。

次牛的猛人,就是国民党著名特工、复兴社创始人之一康泽。

另两位猛人,则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位是在缅甸远征中牺牲、壮志未酬身先死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另一位是牺牲于中条山战役的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

这一期,还有整编66师师长宋瑞珂、第13军军长石觉、第20师师长钱东亮、第65师师长李纪云、第103师师长熊绶春、荣誉第1师师长汪波等人。

方先觉在这一期同学中,虽然没有王耀武那么牛,但也算混得好的猛人之一。

他所在的第10军,在1942年元月长沙大捷后被光荣命名“泰山军”,威名也不亚于王耀武的“虎贲军”。而且,方先觉还是这一帮猛人中,较早升迁到中将军长级别的,时间也是在长沙大捷之后。

此时刚刚在长沙升迁为军长的方先觉,没想到一年半之后,还是在湖南,另一个城市衡阳,会成为自己一生中的滑铁卢。

在衡阳,敌我双方都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在1944年夏天的衡阳,敌我双方的心,都很大,都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日军的心当然最大。最大的心,就是在美军已基本断绝其海上交通补给线的情况下,打通从南到北的大陆交通补给线,以便继续维持战争。

这也是日军兴师动众,从河南打到湖南再打到广西的原因。

衡阳,历来就是战略要地,不仅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还是东南通向西南公路网的中心点。衡阳的机场,对于日军更是非常重要的据点。

所以,从战略上讲,日军对于衡阳,那是志在必得。

从战术上讲,日军在衡阳,心也很大。说穿了就是4个字,“围点打援”。

日军只用了第68和第116这两个师团进攻衡阳,而将5个师团集中于衡阳周边地区,其目的就是打衡阳的守军打痛,打得方先觉求援,再在衡阳周围成建制地围歼中国军队。

中国方面,蒋介石的心也不小。也是4个字,“天炉战法”。

“天炉战法”是抗日名将薛岳的创造,他曾用这个战法取得了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大捷。

而那次的“天炉战法”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从岳阳到长沙的地形所决定的。日军从岳阳出发攻击长沙,短短150公里左右的距离,却需要渡过四条河流,分别是新墙河、汩罗江、浏阳河、捞刀河。

一条河就是一条防线。日军每突破一条防线,就过一条河。守军在层层阻击、充分消耗敌人之后,不是向后方撤退而是向两翼撤退,放日军一步步深入天炉之中,最后的长沙,就是炉底。

等日军到了长沙之后,守军就要坚决顶住,保证炉底不被击穿。此时,一路上撤退到两翼的沿途守军,再从日军的侧后方开始攻击敌人,并切断其补给线,从而实现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

“天炉战法”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成功运用,打死打伤日军5万余人,取得了国内外瞩目的长沙大捷。

但是,“天炉战法”到了衡阳,不好使了。

原因之一,日本鬼子鬼得很,长了记性。此次战役,长沙在一个月内失守,就充分说明鬼子已针对“天炉战法”,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要是这个战法还灵,那长沙就丢不了,哪儿轮得到衡阳打仗?

原因之二,长沙丢了。长沙一丢,就形成了日军新的补给基地。而长沙距离衡阳,不过区区一百多公里,中间再无大河阻隔,地形不再有利,不再具备切断补给、两翼包夹的可能性了。

但蒋介石就是要再来一次。这次他预定的炉底,是衡阳。

巧合的是,方先觉所在的第10军,这一次又要防守炉底了。上一次的长沙大捷,也是第10军的英勇作战,保证了炉底不被击穿,从而为友军的两翼包夹提供了机会。

这一次,方先觉和第10军,还能在衡阳复制蒋介石所希望的神奇吗?

炼狱般的47天

1944年6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衡阳外围湘江东岸的中国守军阵地,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就此拉开序幕。

47天里日军的进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6月23日—7月2日。这一阶段日军最大的战果是拿下了衡阳机场,切断了衡阳守军与外界的最后联系;国军的最大战果,则出现在6月28日上午。

这天,时任第190师第568团第1营追击炮连连长的白天霖,捞了条大鱼:上午,白天霖正持十倍望远镜进行阵前观测。突然发现正南方约800米的高地上,有十余人正向我阵地窥视,还很装逼地指指点点,白天霖判断,装逼的应该是日军的大官。

他马上做出了一个很损的决定:即不以单炮试射,以免对方惊觉隐蔽。而是命令所有的8门炮同时集中向该地炮击三次,一下子就把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参谋长原田贞及该师团的重要部队长全部炸成了重伤,使第68师团的战斗力暂时瘫痪。中了大奖的佐久间为人中将在裹伤后送的途中毙命。

让你装逼。事实证明:装逼不是被雷劈,就是被炮击。

7月11日至月底,是日军进攻的第二阶段。日军在经过粮弹补充后再次猛攻衡阳,并使用了毒气弹。虽然如此,日军仍然在“方先觉壕”面前,吃了大亏。

所谓“方先觉壕”,就是指依靠地势,把敌人进攻的坡地全部切成一人多高的垂直陡坡,并在两边挖好堡垒,实现火力交叉。这样敌人攻来,马上会陷入“爬不上去、退不回来”的进退维谷境地,除了死啦死啦滴,几乎没有别的办法。

战前,蒋介石在电话中亲口向方先觉承诺,第10军只需要坚守衡阳10-15天即算完成任务。为此,蒋介石电催各路援军,全力推进,以解衡阳之围。在蒋介石的严令下,46军、62军、63军、74军、79军相继加入战团,战斗一时陷入胶着状态。到了7月20日,双方都打不动了,战场又沉寂下来。

第三阶段从8月4日日军的第三次总攻开始。这一次,日军已决定不再围点打援,而是以攻克衡阳为目的。为此,除已在进攻衡阳的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以外,又增调第58师团、第40师团和第13师团参加总攻。

这下,方先觉和第10军顶不住了。但艰苦奋战的他们,仍然逮住了一条大鱼:激战中,日军第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被一发迫击炮弹直接击穿,当场倒毙。

但这已于事无补,8月6日上午,大批日军突入城垣,双方在城中展开激烈巷战。战至8日,第10军弹尽粮绝,再打已无任何意义,方先觉选择了率部投降。

苦战了47天的衡阳,至此陷落。

方先觉为什么选择了投降?

因为投降,方先觉一生抬不起头;因为投降,方先觉也一直被人骂。

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欠一死”:如果他在衡阳陷落的那一刻死去了,那么,他留在史上的形象,该是多么高大!

其实,方先觉也是这样想的。8月7日,他就已萌死志,并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方先觉作为军长,考虑到士气问题,“来生再见”四个字,是绝不会轻易出口的。这说明他已经发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决心殉国了。

然后,方先觉试图开枪自杀,但是手枪被副官抢走了。

自杀不成,他还有三个选择:突围、战至最后一人或投降。

突围,有两个困难:一是在日军近5个师团的重兵围困之中,要实现突围,必须要把仅存的近2000名能战的士兵集中起来,重点攻击一个方向,以冲出包围圈。然而,这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因为即使通讯仍然顺畅,但所有士兵都处在与敌人胶着战斗的状态中,要想集中兵力,简直就是妄想。

至于在乱兵之中,率少数士兵分散突围,以求活命,则等同于放弃军长职责,更将为上级长官和下级士兵所不耻。这也不是方先觉能够干出来的事情。

第二个困难是,一旦自己率部突围,第10军6000余名伤员必将弃于敌手,打疯了的日本鬼子对他们进行大屠杀的可能性,会非常之大。

在考虑丢下伤兵突围的可能性时,相信一年前余程万的例子一定会在方先觉的脑海中浮现:1943年的常德保卫战中,第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率八千健儿,与敌周旋达半月之久,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率百余人突围出城求援。结果蒋介石大发雷霆,训斥余程万说:“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盛怒之下,蒋介石还下令将余程万绑赴重庆枪决,经多方力保后,才轻处为两年徒刑。

殷鉴不远呐。

城破之时,方先觉的第10军,已阵亡7000多人。

还活着的人中,近2000人在前线激战,后方负伤的有6000余人,再加上不能作战的医护兵、勤务兵还有千余人。

这近万人的生命,方先觉作为军长,不能不考虑。

所以,突围这个选项,不行。

那么,战至最后一人,当然也是一个不是选择的选择。也就是说,方先觉可以选择在军部继续指挥,打到最后一刻时,方先觉也端枪冲锋,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是赚的。自然,这也是可以的光荣选择,也是当时或后来大多数人所希望方先觉做的。

但这样一来,死的就不仅是方先觉本人和正在激战的2000余名士兵了,那6000余伤兵、千余医护兵和勤务兵必然也是死路一条。

而且,这样的选项,也不符合方先觉一贯的生死观。方先觉作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作为一位战功卓著的中将,对于军人在战场的生死,是怎么看的?

他和他的一位部下在此次衡阳保卫战开始之前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他一贯的生死观。时任第10军预10师30团2营5连连长的蒋鸿熙,2005年7月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血泪忆衡阳》,留下了他与前来视察阵地的方先觉军长的一段珍贵对话:

方先觉:“对于这次会战,你有什么感想没有?有什么把握没有?”

蒋鸿熙:“把握是没有的,我只知道尽我的智,尽我的力,一句话‘死而后已’。”

听了这句话,面对这位同出黄埔军校的小学弟,方先觉以师兄的身份,推心置腹地说道:“这是不行的。‘死而后已’这句话在别人嘴里说出来我倒很喜欢,要是你这样说那就不算正确了。我们一定要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家负更大的责任。

不独要做到自己不死,而且更要做到部下不死——当然这要在完成任务的条件下——因为死是最容易的,假定我们一死,衡阳会战就胜利了,抗战就可以结束了,那我马上就可以死。事实上有这样的事吗?……还有不要太过好高骛远,不要急功斗胜。只要随处努力就不怕没有好的成绩,只要有成绩,还怕前途不光明吗?老实说像你在本军里算是有希望的了——以各样平均来说,希望你能不辜负你的青春,和民族的重任。”

“我们一定要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家负更大的责任。不独要做到自己不死,而且更要做到部下不死——当然这要在完成任务的条件下”——这,就是方先觉的战场生死观。

当时的战场事实是,方先觉和他的第10军已经超额完成了坚守10-15天的任务,而他又要面对6000余名曾和他一起浴血奋战过部下生死的重大问题。

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他和第10军,在抵抗已毫无意义的情况下,这才万分痛苦地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投降。

方先觉在投降前,提出了条件。据那位黑炮干死日军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的白天霖连长在回忆录中记载,方先觉的三个条件是:(1)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2)收容伤患予以治疗,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3)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城。

但是,败军之将已没有资本谈条件了。日军要求方先觉无条件投降。虽然如此,以后的事实表明,1944年的日军已不像1937年的日军那样杀气腾腾了,他们在事实上接受了方先觉的第一个条件,即保证官兵的生命安全。

所以方先觉想以投降而保全万余部下性命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官兵们的确没有遭到大屠杀,甚至也没有建立集中营,只是分别关押。看守也不严,很多官兵陆续脱身,或返回后方,或解甲为民。

直到2012年7月8日,拍出了衡阳保卫战“最后一电”的84岁老兵、方先觉当年的老部下、第10军通讯营无线电排报务员卢庆贻,仍然感激地说:“我这条命就是方先觉的那个协议里出来的”。

我们当然必须赞美张自忠的英勇赴死,但也不应该践踏方先觉的人格尊严

投降之后的方先觉,因日军看管不严,加之有军统湖南站的帮助,于1944年11月18日夜从日军手中脱身,并于12月11日飞抵重庆。

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蒋介石对于方先觉,采取了可贵的理智的宽容态度。他在12日的第一时间,就接见了方先觉,并且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

当时的新闻界,也对方先觉采取了宽容的态度。13日的《大公报》,发表题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的社论,内称:“方军长打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硬仗,他最后也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所以我们特别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

同时,《大公报》还发表了对方先觉的长篇采访,在采访中,方先觉表示:“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方先觉这种认为自己“既未成功,又未成仁”的想法,当然是因为还有很多人还是认为他“只欠一死”,是不名誉的投降之将。他自己也难免没有这种想法。

其实,方先觉本人,大可不必作如是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投降不能等同于投敌。

投敌,是对国家的背叛,是对国家利益的出卖。

投降,至少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当抵抗已经毫无意义时,投降不过是以人身自由的失去,换来个体生命的延续。更何况,方先觉所为的,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生命的延续,而是上万人生命的延续。

我们当然必须赞美张自忠的英勇赴死,但也不应该践踏方先觉的人格尊严。毕竟,在他和第10军士兵面前倒下的日本鬼子,不是自己倒下的,而是他们一刀一枪干翻在地的。

在当时,像方先觉这样,在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境地下,选择投降的例子,还有不少。

同样是在1944年。这年2月15日,英国驻马来亚最高指挥官亚瑟·帕西瓦尔中将,在手下还有13万人时,考虑到继续抵抗已毫无意义,只会徒增伤亡的后果,选择了率部投降,一手造就了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

再早一点的1942年,驻菲律宾美军总司令温莱特中将在菲律宾克雷吉多尔岛苦战三个星期后,为了部下12000人的生命,他于5月5日向华盛顿发去最后一封电报:“请告诉全国,我的部队和我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捍卫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她军队的优秀传统。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我顽强的军队的无限自豪去见日军指挥官。再见了,总统先生!”翌日,他率军向日军缴械投降。

日本记者曾采访战俘营中的温莱特中将:“因为投降,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温莱特的回答是:“不,我从没想过,为了士兵的生命,我不得不这么做。”

二战结束后,这两位将领都得到了所在国家的宽容,甚至还有尊敬。温莱特中将还在战俘营中之时,就在1944年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战后,他更是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晋升为上将。

而对这二位降将表示尊敬的顶峰,出现在1945年9月2日上午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

身为战胜国的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在签字时,邀请乔纳森·温莱特中将和亚瑟·帕西瓦尔中将陪同签字。并且,麦克阿瑟把签字所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支笔和第二支笔,当场就送给了陪同签字的温莱特和帕西瓦尔。

身处东方文化中饱受“不成功便成仁”教育的方先觉,自然不会有如上的荣幸。中国参加这个签字仪式的徐永昌上将,当然也不会想到邀请他参加仪式。

他从此未能再重披战袍,一雪前耻,直到他于1983年3月3日在台湾以78岁高龄病逝。

去世前,方先觉嘱咐,自己的墓碑上要刻这样的16个字:“国民革命军前第10军战士方先觉之墓”。

直到死去,他的心,还在第10军,还在衡阳。

事实上,别人也这样看他。终其一生,说他在衡阳“只欠一死”的辱骂声,一直不绝于耳。

在网上论坛里,甚至在学术文章里,我看到过多篇指责甚至谩骂方先觉将军的言论,有说他杀敌不过三千的,有说他没有坚持最后5分钟的,还有说他投降无耻的。

我的观点是:宽容力竭投降的方先觉,其实就是宽容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肉眼凡胎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面对艰巨任务而内心发虚甚至害怕的时候,每个人也都会有尽力了却不能到达成功彼岸的时候。

更何况,方先觉和他的第10军超额完成了坚守15天的任务。

而且,不论他杀敌一万还是杀敌三千,他都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和日本鬼子拼过命流过血的中国军人。就算他的军队只杀了三千鬼子,那也是为抗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的建议是:想骂他的人,现在别急着骂他。等有朝一日,中国再次不幸面对外敌入侵,到时你如果还想骂他,那好:你也扛一把枪,真刀真枪地上战场,一个冲锋下来,不管你是否杀过敌人,只要你不哭鼻子不尿裤子,从此,你就有了骂他的资格。到那时,你怎么骂都行,因为你已经和他一样,成为了保卫我们这个民族荣光的英雄之一。而在此之前,你连骂他的资格都没有。

在这件事上,有句流行的网络语言,正可一用: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

方先觉,一个抗战史上绕不过去的有功名将,一个抗战史上难以分说的悲情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