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讲学 章太炎沪上讲学始末
新文化运动以来,伴随着对于传统文化的质疑与反思,“整理国故”运动也在学界渐渐展开,一时间,对于“国故”、“国学”的讨论甚嚣尘上,“国学”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颇受关注的一个焦点。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在东南地区影响力极大的江苏省教育会,于1922年3月在上海《申报》上发布广告,告知自该年4月1日起,每周六下午皆邀请章太炎公开面向社会大众讲演国学。此外他们还特意说明,之所以有此举动,缘于目睹欧风东渐,国人竞尚西学,导致国学呈衰微之象,为了振衰起微,使中国文化能够与西洋文明并驾齐驱,所以敦请章太炎开坛设学。这次讲学活动的最主要组织者,是自晚清以来便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沈恩孚。
由于章太炎名气极大,首次讲演,听讲者总计达到了三四百人,导致原来会场的座位顿显不敷。讲演结束之后,一些有心之人还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认为讲演时间与所设座位,皆应增加,并且还应借此机会,扩大讲演规模,请更多的专家来参与斯事,并刊行杂志,广为宣传国学。
一时间,章太炎讲演国学成了备受沪上民众关注的一件大事。之后的第二次、第三次讲演,听讲的人数依然不少,以至于江苏省教育会不得不另寻更为宽敞的地点,以应对如此众多的听众。但后来的几次讲演中,听讲的人数日渐减少,1922年6月17日,章太炎最后一次开讲,据报道,到场人数仅80余位。
在讲演内容方面,章太炎首先说明“国学之本体”,指出历代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代史书非小说传奇。随后说明“治国学之方法”,包括辨别古书的真伪、通晓小学、明了地理、知古今人情变迁、辨别文学的应用。然后依次讲授“经学之派别”,包括论证对“六经”的性质进行定义,区分经学中的今古文两派之差别,梳理历代学者研究经学的大致情况。
他认为经学变迁“自汉分古今文,一变而为南北学之分,再变而为汉、宋学之分,最后复为今古文”。
“哲学之派别”,依据他自己的思想主张,讲述自己对于自先秦至清代的思想家之学说的看法,其中对于儒家学说的评价、对于老庄思想的诠释,都体现了他非常独到的见解,精妙之言颇多。“文学之派别”,他主要界定了何谓“文章”,同时对历代文学著作进行分类,要言不烦地概括了各个时期文学的主要特点,并且回应当时非常热门的文言与白话之争,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
最后指出“国学之进步”,认为在经学方面,应“以比类知原求进步”;哲学方面,应“以直观自得求进步”;文学方面,应“以发情止意求进步”。
他特别强调研究国学,“我们若不固步自封,欲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
章太炎的这次沪上讲学,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了不少回应。当时在上海《民国日报》主编《觉悟》副刊的邵力子对章太炎所谈的道德随时代变迁而各不相同这一问题曾持质疑。其实章太炎对于道德问题向来非常重视,在撰于清末的《革命之道德》一文里,他强调革命党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样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不但应当培育公德,在私德方面也不能有所缺憾。
然裘可桴认同邵力子的观点,认为《大学》所言“齐家”,其意思为无论对于家中何人,不杂些许感情作用,方能洞烛物情,因应咸宜;这就是政治精神,也才可以说是科学精神,这一思想古今不易,并不随时代变迁而有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