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作品欣赏 清末海派名家:吴昌硕《清供图》欣赏
“清供”又称清玩,其发源起于佛像前之插花。清供最早为香花蔬果,后来渐渐发展成为包括金石、书画、古器、盆景在内的一切可供案头赏玩的文物雅品。而新春以“清供”入画的画作,便称之为“岁朝清供图”。“岁朝”,农历正月初一,“岁之朝也”,《后汉书·周磐传》有“岁朝会集诸生,讲论终日”的记载。
宋徽宗命王黼等编绘宣和殿所藏古彝器,成《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元明之后,又将陶、瓷、铜、玉、石等各种古器物及花卉、果品归为清供点缀,渲染成图,祝福岁朝的到来。
“岁朝清供图”在我国传统绘画题材中,是一个独特、应时且受人喜爱的画种。它蕴含丰富,寓意深邃,雅俗共赏,别有情趣,悬画迎新,给节日平添了吉庆祥和气氛。汪曾祺说他曾见过一幅古画:一间茅屋,一个老者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几案上,题款道:“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应该说是“岁朝清供”的正宗了。
清中后期,“岁朝清供图”在书画领域很是盛行,画家们以清供之品入画,兼工带写,敷衍成诗,使之成为图文并茂的文人画。这一风气在扬州画派和海上画派中尤为兴盛,许多画家都创作过“岁朝图”,有代表性的就有李鳝、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
其中,任伯年的天竹、齐白石的万年青都堪称佳作。“岁朝图”中,多福多寿的佛手,多子多孙的石榴,年年有余的鲤鱼、莲藕,喜上眉梢的梅花、喜鹊,平安如意的花瓶、如意等,都是画家笔下常见的吉物。
乾隆是位好风雅的皇帝,公元1749年临幸建福宫时,咏“清供花”(红梨花)一首:“不计香风几度频,娇红嫩绿各争春。最怜雨后偏饶韵,底事春来易怆神。叶态花姿刚相称,蜂衙蝶阵岂无因?一枝佛钵堪清供,便欲因之悟六尘。
”图在心中,颇有参禅出世之想。清乾隆年间进士黄钺者,幼年孤贫,后经一番仕途拼搏,官至尚书。黄钺工诗善画,写花果,尤长画梅。乾隆四十五年(1780)自山西还京,除夕夜与妻话忆三十年前蛰居古桑书屋时,“百钱买春,便可足岁,殊有食贫居贱之乐。
”因作《岁朝图》并赋一绝抒感:“佳果名花伴岁寒,尊前无复旧时酸。须知一饭皆君赐,画与山妻稚子看。”以示“幼子童孙俾览之,无忘寒士家风也。”官做大了,尚能抚今思昔、勉妻教子,保持风节,也算难能可贵了。
清代吴县诗人画家沈俊,善写花卉翎毛,设色静雅,风韵不凡。尝作《岁朝清供图》一幅:柏结子、梅破蕊,插瓶清供,晓窗迎新,浮想联翩,别是一种况味。自题其图云:“柏子香中霁日妍,一瓶清供晓窗前。
玉梅破蕊先含笑,春色今年胜旧年。”颇具祈福纳祥之意。“扬州八怪”中的几位画家,对“岁朝图”情有独钟。郑板桥一年岁尾路经扬州东郭市上,见有元人李萌《岁朝图》一幅,爱不释手,虽“几于破乱不堪”,但慧眼识真,立即掷钱买下。
重新装裱之后,悬挂书斋,岁朝清赏,聊以自娱,并赋七言志意:“一瓶一瓶又一瓶,岁朝图画笔如生。莫将片纸嫌残缺,三百年来爱古情。” 独到的眼光,识得三百年珍宝,鉴古迎新,别有情趣。
近代著名画家赵云壑多有《岁朝清供图》遗世。1922年岁朝乘兴挥洒佳作一幅,但见炭盆熊熊,红烛高照,梅笑开,茶正香,牡丹呈艳,水仙展容,一片富贵吉祥之气。画竟,书诗遣兴:“百事安排度年华,静瓶插了老梅花。
满堂富贵多欢喜,阳羡砂壶饮清茶。”现代画师郑师玄,曾画牡丹、腊梅同汇一瓶,繁花似锦,灿烂夺目。又赋七言以尽其意:“斗室春生气自温,唐花瓶配水仙盆。莫将看作寻常物,元日都从吉语论。”借物释吉,道尽清供画本意。
号称近代海派画坛艺首的吴昌硕,作为文人画家,几乎每年都画“岁朝清供图”,作为新年伊始的首幅作品。其“岁朝图”多有变化,最大特点是很少取材于牡丹。《缶庐别存》中曰:“乙丑除夕,闭门守岁,呵冻作画自娱。凡岁朝图多画牡丹,以富贵名也。
予穷居海上,一官如虱,富贵花必不相称,故写梅取有出世姿,写菊取有傲霜骨,读书短檠,我家长物也,此是缶庐中冷淡生活。”此话写于1889年。其“岁朝清供图”中不见牡丹形象,显其富贵不移初志的高雅人格与画品。
1920年77岁高龄时作的《硕果清供图》大画一幅,满纸皆吉物:柱石似屏,石竹为伴,瓶插牡丹,盆置芝兰,佛手、丹柿随意掷地,乃谐音寓示世世平安、事事如意、富贵绵长。画罢信手题云:“赏名花,娱硕果,清供无尘岁朝春。”其乐无穷,“美意延年”。
吴昌硕(1844.8.1-1927.11.29),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原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缶庐、苦铁、大聋、老缶、老苍、缶道人、石尊者等。
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
幼时随父读书,后就学于邻村私塾,10余岁时喜刻印章,其父加以指点,初入门径。1860年全家避乱于荒山野谷中,靠做短工、打杂度日,先后在湖北、安徽等地流亡数年。1865年中秀才,1869年赴杭州就学于诂经精舍,从名儒俞樾习小学及辞章,编成《朴巢印存》。
1872年赴上海,识高邕之。1880年寓吴云(平斋)两礨轩,识吴秋农、金心兰、顾茶村、胡三桥、方子昕等,与杨岘(见山)订交。1882年居苏州,与虞山沈石友订交。
1883年在沪识任伯年。1899年11月任安东县令,一月即辞。1904年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王一亭结为至交,因王一亭的推介,使其名声大振。1914年任上海书画协会会长,1915年被推选为上海“题襟馆书画会”名誉会长。1927年逝于沪寓。
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遍临《汉祀三公山碑》、《张迁碑》、《嵩山石刻》、《石门颂》等汉碑,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变长,取纵势,用笔雄浑、饱满,具有篆书痕迹,将篆、隶溶为一体,形成独特面貌;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喜将石鼓文字集语书写对联。
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晚年以篆隶笔法作草书,笔势奔腾,苍劲雄浑,不拘成法。
篆刻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影响,善于留白,或对角欹斜,气象峥嵘,构图块面体积感极强。刀融于笔,篆刻雄而媚、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变而正。上取鼎彝,下挹秦汉,以“出锋钝角”的刻刀,将钱松、吴攘之切、冲两种刀法相结合治印。
中年后始作画,绘画题材以花卉为主,亦偶作山水。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画法,并博采徐渭、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兼用篆、隶、狂草笔意入画,色酣墨饱,雄健古拙,亦创新貌。设色大胆,别开生面,用色混而不脏,艳而不俗,自有一种古朴的美。作品重整体,尚气势,主张“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富有金石气。讲求用笔、施墨、敷彩、题款、钤印等的疏密轻重,配合得宜。
以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字格局,或作对角斜势。用色上似赵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浓艳。因以“草篆书”入画,状物不求写实,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 笔墨形式。
酷爱梅花,以写大篆和草书笔法为之,墨梅、红梅兼有,画红梅水分及色彩调和恰到好处,红紫相间,笔墨酣畅。又喜作兰花,喜以或浓或淡的墨色和用篆书笔法画成,刚劲有力。画竹竿以淡墨轻抹,叶以浓墨点出,疏密相间,富有变化,或伴以松、梅、石等,成为“双清”或“三友”。
菊花也是他经常入画的题材,伴以岩石,或插以高而瘦的古瓶,与菊花情状相映成趣。菊花多作黄色,亦或作墨菊和红菊。墨菊以焦墨画出,菊叶以大笔泼洒,浓淡相间。
晚年较多画牡丹,以鲜艳的胭脂红设色,含有较多水分,再以茂密的枝叶相衬,生气蓬勃。荷花、水仙、松柏也是经常入画的题材。
菜蔬果品如竹笋、青菜、葫芦、南瓜、桃子、枇杷、石榴等也一一入画,极富生活气息。推崇周闲果蔬风格,作品色墨并用,浑厚苍劲,对于近世花鸟画影响深远。定居上海后,多与王一亭合作,王一亭绘画,吴昌硕写题,“王画吴题“风行一时,有”海上双壁”之誉。
对艺术创作主张“出己意”、“贵有我”,其作品具有浓厚的“性格特点”,诗、书、画、印配合得宜,融为一体,其艺术风尚对我国近现代画坛影响极大,对日本影响也很大。
善诗文,奇崛古朴,用典较多,不甚通俗。有些绝句则活泼自然,接近口语,时含有讽刺意味,抒发生活实感。所作题画诗寄托深远,颇有浪漫气息;评论前人书画,尤多独到见地。散文作品不多,大都是序跋、考证和题画小品之类,朴质淳厚。
热心提携后进,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及门弟子很多,造诣尤为突出者,早期应推陈师曾,晚期当数赵云壑、王个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