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镜吾简介 鲁迅塾师寿镜吾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额: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
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凡读过鲁迅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人,都不会忘记三味书屋的主人——寿镜吾先生。鲁迅这样向我们介绍他的塾师:“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当年鲁迅在厦门大学写这篇文章时,寿镜吾先生已经78岁高龄,早已离开了三味书屋,过着贫病交加的晚年生活。他是不可能看到46岁的学生对他的描述和怀念的。但寿镜吾的名字却因此而传遍海内外,为亿万读者所熟知,这更是师生两人所始料不及的。
1892年2月,12岁的鲁迅奉父亲之命,告别了生机勃勃的 百草园,进入了被看作是本城最严厉的书塾,开始了长达7年之久的私塾生活。按照绍兴的风俗,小孩子7岁启蒙最为吉利,周家也不例外。在进三味书屋前,父亲周伯宜曾经为大儿子请过三位老师,都是新台门内的本家长辈,但一位比一位令周伯宜失望,到后来,天资聪颖的儿子笔下竟然出现了文理不通、错别字连篇的现象,这使得周伯宜深为不安,终于下决心把儿子送到了寿镜吾手中。
这一年,寿镜吾其实还只有43岁,却因为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抑郁而变得发苍苍、视茫茫了。这位名怀鉴,号镜湖菊叟的穷秀才,1849年出生于绍兴城内一户靠酿酒为生的贫民家庭,其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年代。
古城百姓为他所下的“极方正、质朴、博学”的7字断语,极简练地勾勒出了他那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个性与人品,围绕这7字断语所演绎出的一个又一个的生动而形象的故事,便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轻视功名与绝意仕途是这位饱学之士的一贯处世之道。他认为他所在的世道是昏君、贪官与佞臣当道,作为一个正直而有骨气的读书人是不能为官作宦,去为腐败的清朝政府效力的。自从20岁那年中了秀才以后,就不再参加乡试,乃至做了整整60年的私塾先生。
不但自己绝意仕途,也不允许他的儿子去走仕途。他的小儿子觉得靠教书混不出头,瞒着父亲,爬窗逾墙,溜到杭州,中了举人,放了知县,做父亲的知道后,竟和他大闹一场,说是破坏了他的乱世不做官的家教。
后来鲁迅在家道中落以后,毅然摒弃“读书应试”的正路,也不愿学做幕僚和商人,无疑是受到镜吾先生蔑视功名利禄的影响。
严而有格,重才轻利,是寿老先生办学的指导思想。尽管家境贫寒,学费按一年四节算,每位学生一年可收大洋8元,但镜吾先生从不滥收学生,要进三味书屋读书,先要有可靠的人作介绍,然后先生自己上门考察,觉得满意以后就说:“正月十八开学、桌子、椅子自己背来。”过了规定的日期就不肯通融,钱再多也不稀罕,所以能进三味书屋读书的学生寥若晨星,通常只有八至十二人。
笔者父亲因为和周家有亲,算是自己人,少年时代由长辈介绍,得以进入三味书屋读书,但终因贪玩不求上进,中途退学。与父亲相比,母亲则要幸运得多,虽然那时三味书屋已经停办,但镜吾先生却成为家母所在的大家族聘请的家庭教师,每天按时上门给几个男小孩授课,母亲也因此作为附读生得以旁听。
家母天资聪慧,进步很快,很得寿先生的欢心。家母也因此打下古汉语的基础,直至晚年,对《古文观止》中的一些名篇仍能琅琅背诵,并作讲解。她原名“兰贞”,因外祖母见兰花而生下她,镜吾先生认为太俗,改为“芬扬”,据说出自《诗经》,有“芬芳外扬”之意,母亲后来一直改用此名。
三味书屋的塾规是很严格的:学生早上8时必须到书屋,桌上的书要放得端端正正,墙上不许乱涂墨迹。背书咬字要清楚,不许含混,更不允许无故旷课。鲁迅15岁那年因父亲患病、家事拖累,上学迟到了一次,便受到先生的训斥,并因此而在自己的书桌上记下了那个现在广为人知的“早”字以自励,从此再无迟到的事发生。后来毕生珍惜分秒,勤奋好学,显然与早年受到塾师的训导有关。
镜吾先生对学生要求虽很严,但很少打骂学生,学生违反塾规,就用工尺在手心上轻轻扑打几下,不像别的塾师把学生的手背顶着桌角痛打,平常碰到学生不认真读书,或者溜到后园去玩耍,也总是大喊一声:“人都到哪里去了。
”或是干瞪几眼,大声道:“读书!”鲁迅回忆说“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励,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这好起来了的原因,鲁迅没有说,但据镜吾先生的儿子、三味书屋的助教寿洙邻先生介绍,少年鲁迅自恃甚高,风度矜贵,进步很快,别的学生一天只能学三四行古文,鲁迅可以读几十行,尤其是在对课上,构思敏捷,应对迅速,很得寿先生的欢心。
鲁迅后来说他的文章题目和集子书名多用对偶句就是从小得到的训练。
镜吾先生治学教人从不以高第做官为可贵,而以学以明理为宗旨,他不喜欢八股的滥调,却十分欣赏历代名家的诗赋骈文,尤其爱读汉魏六朝的文章,亲手抄写成集,放在案头,鲁迅心领神会,常“取汉魏古典文学或小说杂书藏抽屉中暗阅,以此为常,”成年以后致力于研究汉魏文学,精心校勘《嵇康集》,写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论著。
晚年还写了一篇题目为《不求甚解》的文章,在结尾中说:“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注解虽有,确有人不愿意我们去看的。
”现在有的中学生读古文,不肯背诵原文,单去背诵别人的翻译内容,实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方法。
镜吾先生一生嗜书如命,向人借书,极守信用,借期一到,立即奉还,且备加爱护,毫不损坏。鲁迅对书籍十分珍惜,寄出去的书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捆扎得整整齐齐,从不随便折页,乃出于乃师的遗风。
镜吾先生博览群书,旧学功底深厚,常有人拿没有标点的古文请他圈点。对于少年鲁迅提出的“怪哉”虫问题,以“不知道”相回答,并不是回答不了,而是不愿意让学生去钻牛角尖。正如成年以后的鲁迅所言,“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
镜吾先生待人诚恳,以礼相见,但遇到有害社会公德之事却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毫不顾忌,曾几次状告当地恶霸金四一的劣迹,甚至不怕恶人的武力报复,这种疾恶如仇的性格也影响了鲁迅。
镜吾先生的质朴,还表现出他的生活俭朴,乐于助人上面。他是教书先生,属于“长衫党”,是不能随便到门外劳动的,否则就有失体面,所以镜吾先生每次提着淘箩打开沿河的小门时,总要先向两边看一看,遇到没有人,撩起长衫,飞快跑到河埠头伏下,迅速淘好米后又跑回屋里。
寿家很穷,夏天父子合穿一件夏布长衫,平时挂在书屋的墙壁上,谁外出就由谁穿上,各人身材长短不一,穿着都不合身,他却毫不在乎……他痛恨列强对中国的侵入,毕生不肯用洋货,一身土布衣履裤袜,甚至连照片都不肯拍一张,现在陈列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的一张手柱木棍在室外散步的照片,还是他的长孙乘他不备时偷拍下来的。
虽然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但遇到别人有急难时,却很慷概地出手相助,有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扇,船老大要下水去捞,他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主说,一扇篷要一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回来后果然赔了二元钱,船主很感激。
和充满童年生活情趣的百草园相比,三味书屋毕竟是个封建私塾,鲁迅对它的教育方法是不满意的,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觉得他在童年时代的学习生活是悲哀之中度过的,但这并不排除他对镜吾先生的尊敬,不论是在南京读书,在日本留学,还是在北京工作时,鲁迅都曾登门拜访或写信问候这位难忘的塾师,这是值得今天所有为人之师而又希望被人记住者深思的。
(本文作者系绍兴市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