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项灵羽 虚伪下的真实:谈谈陈嘉映的哲学智慧
陈嘉映在《十三邀》和许知远对谈时说了一段话:“当代人吧,你说我不喜欢自己的样子,有时候你得问你真的不喜欢吗?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说我不喜欢或喜欢的时候,我在意或不在意的时候,都有可能不够真实。
一个办法当然就是我们不去看这些问题,就往下过着就完了。另一个办法就是在有保护的情况下尽可能面对它。当时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还是挺对的。他说就是要拷问出真是下面的虚伪,但是他下面那句话说得好,接着要拷问出虚伪下面的真实。其实认识到我们自己有点虚伪吧,我觉得还不是特别难,这虚伪下面的真实,就是你真的想要的是什么,你在意的是什么,还真是挺难的。”
当然陈嘉映引用的并不是鲁迅的原话,鲁迅的原话出自他评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普及本的文章,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
所以陈嘉映引用鲁迅的这段话是活用了,鲁迅原意是指把那些人都当作犯人一般来拷问,要首先挖出他的罪恶,然后才是挖出他的洁白来。这时候的拷问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他者。而陈嘉映却并不把人当作犯人,毕竟虚伪并不等于罪恶,而且拷问官也不是他者,而是被拷问者本人,所以这就有了区别。
这种活用,是陈嘉映惯用的手法,他说自己习惯反过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思考“哲学家能为雅典做些什么”,他却说“雅典能为哲学家做些什么”,前者仿佛预设了哲学家必须有所为,为雅典而为,可是哲学家本身的存在就已经足够了。
另一位读哲学的人梁文道也曾被质问是不是“披着读书人外衣的商人”,就预设了他一定是个商人的意思,与读书人相比,这就是贬义。只是梁文道大概没有陈嘉映开阔,他不会反过来想,只能说“我既是读书人,又是商人”。所以陈嘉映的“反过来想”实在是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带着预设,带着有色眼镜,自然很难看到真相。习惯了真实下一定是虚伪,就看不到虚伪下的真实。“反过来想”,就是陈嘉映的独特智慧。
当然这虚伪下的真实的问题其实也不好解。拷问犯人,权力掌握在执行者手中,拷问自己,权力却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究竟该如何拷问自己,是严刑伺候还是避而不谈都是可行的。现代人,除了心智不成熟的儿童,少有始终认为自己全然不虚伪的人,或为名利,或为亲友,或为心安,所做的事情都不能称为完全为了自己。为自己本身也是一件虚妄的事,因为“自己”也是一个矛盾的词。
如果多少学过一些佛法,或者了解一些生物学的话,这问题或许不会那么纠结。《心经》中有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所谓“空”者,并非虚无,而是变化。生物体的一切都在变化,细胞在生长,血液在流动,“我”在每时每刻都不是同样的“我”,世间万物的“色”也是如此,总在摩擦碰撞,诞生消失。这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寻求“自我”的真实是否还有意义呢?自我是空的,那么真实也便是空的。所以无论是真实下的虚伪,还是虚伪下的真实,都是不可照见的。
但哲学就在于抽丝剥茧,盘根问底。自我是“空”的,是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的,但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就有了德里克·帕菲特的“心理联系性”。忒修斯之船拆了后重新组装还能叫忒修斯之船吗?帕菲特说只要它的连接关系不变,它就还可以叫忒修斯之船。
那么“自我”的意义就在于你和曾经的自己有多大的心理联系性。我们和昨天的自己也许有99%是相似的,但是和三岁时的自己也许只有3%的相似,那么昨天的自己和三岁时的自己到底还是不是自己呢?如果把“自我”看做是零和一,非此即彼的关系,除了此时此刻的一刹那的自己,任何时候的自己都不能真正称为自己,但帕菲特的理论却不是的,“自我”并不是零和一的关系,它是一点一点地变化的,昨天的自己和三岁时的自己既是自己也不是自己。
陈嘉映抛给大家“虚伪下的真实”这样一个问题,可他却早已经深挖到不知哪里去了。在我们都还在纠结“自我”是怎样的时候,他却已经“反过来想”,已经不把“自我”当回事了。这才是陈嘉映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真正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