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萨德 岳德常:对郑永年先生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谈点看法
最近我们读到 郑永年先生的大作《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由于涉及到一些重大问题,所以有必要谈点看法。
首先,应当肯定郑先生对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关注。所谓“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应当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或者现在所说的价值体系。这个东西确实非常重要,由于这个东西的“缺失”,正如郑先生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
“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
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
“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上述论述可谓切中时弊,非常精辟,令人耳目一新,一扫郑先生的上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最需要的是什么?》所给我留下的大忽悠的形象,我感到,郑先生关心着中国,为中国的未来着想,是中国人的朋友。但是,我认为,这篇文章中也还有几个观点,需要仔细商榷。
第一点,郑先生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是不对的。中国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本来就有;不仅是本来就有,而且还非常科学,非常先进。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杰出的祖先在社会政治理论上很早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说老子的知识体系,儒家的知识体系,他们都以“大道”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近代以来还有毛泽东把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之后而形成的知识体系,还有党中央刚提出不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他们都是对“大道”的继承与弘扬。
既然本来就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为什么还会在郑先生心目中形成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印象呢?这是因为,这种知识体系并不是那种可以装在锦囊里、遇到问题便拿出来拆开、然后照办的东西,而是需要把它修之于身,并经过长期锻炼考验,达到一定的人格发展水平后,才能认识、掌握和应用。
现实中,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人很是罕见。中国人已经享受了六十多年的太平岁月,在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人们,虽然学习条件很优越,但这对人格的培养锻炼来说,似乎并不有利。没有经过艰难生活考验的人,不知道自己的本事究竟有多大,但却认为自己本事很大,于是便信心十足地指点江山,数典忘祖,反毛非孔,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能够理解毛泽东和孔夫子的高度。
为什么他们把对西方的那些肤浅的东西奉为至宝、处于“被殖民”的状态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他们与西方人处在同样的人格发展水平上。
因而,中国不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缺少弘扬自己的知识体系的人。我们缺少的是那种能够把“大道”修之于身、与“大道”融为一体并把它“灌输”到社会生活中去的人。所以就出现了目前的这种状态,“端着金饭碗要饭”,本来自家就有很先进的知识体系,却要在洋人的知识体系面前俯首贴耳。
这个问题很不好解决,但我们也不必为这件事情伤神,为什么呢?社会发展的需要会把这样的人培养出来。老子、孔子、毛泽东是由谁有意识地培养出来的么,他们都是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我相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健全的本能,哪怕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仍然能够浴火重生,产生出适应时代需要的人才。
第二点,郑先生认为“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这种把政治与经济文化割裂开来的思维模式,正是虚伪的资本主义文化偏见。资本主义编制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对人的精神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表面上却摆出一付放任自由的样子。
看来郑先生也没有摆脱“被殖民”的状态,虽然郑先生也认识到:“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
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在另外一个地方,郑先生也正确地指出,“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
”这就使我很不理解,既然有了这个观点,为什么还要强调“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像这样把自相矛盾的观点摆在一起,不由分说地主张其中的一个而排斥另一个,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什么?那就只能是潜意识中的资产阶级偏见。
事实上,政治与经济、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能分开。郑先生把物质利益与政治权利一分为二,认为“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本身就很缺少想象和创新能力。
要想具有创新能力,其实并不需要太大的学问,所需要的是突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制造的迷雾,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要看到皇帝身上没有穿衣服,也不需要太大的学问,只需要一双未被世俗文化所蒙蔽的眼睛就足够了。
要想创立一个能够支持中华民族的复兴,或者是保障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的知识体系,那就不能依靠某个学者在书斋里搞出来的创新理论,而必须是从中华民族关于大道的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与当前的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东西,现在所需要的是使它融入社会生活过程之中,成为普通民众实践中的东西,这样才能使它真正地具有生命力。新的价值体系需要有人来坚持,才能在社会生活中扎下根,成长起来。尤其是对于我们要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开创历史发展新境界的宏大任务来说,那就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要有大量的人来坚持新的价值体系。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通过社会政治过程。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作者:郑永年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政府官员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统治基础。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
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
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没有自主知识体系导致话语权丧失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
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
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
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
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难有原始创造力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
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
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
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
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
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