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青岛 杨振声故居在黄县路7号他离开青岛后去北京编教科书

原标题:杨振声故居在黄县路7号他离开青岛后去北京编教科书

1932年,对于杨振声来说是难忘的一年,他肯定感到痛苦和彷徨,面对学生的罢课风潮,加上国立青岛大学久已存在的体制问题,杨振声略感心灰意冷了。这一年,杨振声辞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一职,愤然北上。后又历经八年抗战、国共内战等,杨振声如海中浮萍一般,身世沉浮。他的人生好像在1932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分析其中的原因 ,梁实秋说他“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他确实为此付出了代价。

驱逐杨振声

国立青岛大学创办的第二年,也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此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广大爱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因着这一国家形势的变化,杨振声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改变。

1931年,国立青岛大学的学生南下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杨振声被置于尴尬的境地。他一方面同情学生所为,另一方面又不能置教学于不顾。恰在此时,国立青岛大学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做出了一些新举措,最令人关注的就是第四十三条: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者必修学程两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

进步学生认为,该“学则”是学校想要利用“学分”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逼着学生埋头学习。他们组织了罢课作为抵制。因为罢课,当年的考试无人参加,9名学生被开除。

这一来彻底惹怒学生,矛盾终于爆发了 ,学生们开始将矛头对准了学校的负责人,因为闻一多曾反对学生南下请愿,所以第一个被驱逐的就是闻一多。6月25日,学生们正式开始张贴材料《驱闻宣言》,内中称闻一多是“不学无术的学痞”。

看到学生的过激行为,闻一多感到异常失望,立刻辞职了。闻一多被逼走后,学生们还是没有收手,他们又把矛头指向了杨振声跟梁实秋。此后,学生自治会发表了《国立青大全体学生否认杨振声校长并驱逐赵琦梁实秋宣言》,内中称“我青大学生一致决议,除……另派贤能 ,接替校长外,誓不承认为青大校长。”到这时候,杨振声也是心灰意冷,愤而辞职了。

学生们或许不知道,早在南京请愿之际,杨振声就已经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递交过辞呈,当时他一方面觉得处罚学生是损伤学生的爱国热情,不处罚则无法维系校风校纪,因此辞职,不过没有获得允许,这次学生发出宣言驱逐他,他感到心灰意冷,再加上办学经费迟迟不到位,更加决定了他辞职的决心,1932年9月,国民政府批准了杨振声的辞职报告,这位为青岛高等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校长黯然去了北平。

关于杨振声的离开,梁实秋后来曾有评述,他说“九一八事变后”“青岛大学学生不甘落后,教授中复有不良分子推波助澜,于是学生罢课,不听劝导,占据火车强行南下……而今甫亦引咎自动辞职。今甫是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对任何人皆无疾言厉色,事变之来如疾风暴雨,其衷心苦闷可以想见。”个中观点如何,读者自鉴。

年过花甲被分配到东北

杨振声北上之后,曾经和沈从文一起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全面抗战爆发后,亦曾负责西南联大分校的相关事务,解放战争时期,他负责北京大学北迁筹备工作,并任教。

1948年,是北京大学成立50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召开了一个简单的纪念仪式,杨振声的儿子杨起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也参加了这个纪念会。据他本人回忆,在那个纪念会上,“国民党给父亲送来了飞往南京的飞机票,被父亲拒绝了 ,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此后,杨振声先生的机遇每况愈下 。杨起晚年对此回忆很多,“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先是到外地去参加土改,等参加土改回来,三反已经开始了 。我知道北大开会对所谓的学阀进行批判,在所列的学阀里面有父亲的名字。”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杨振声以年过花甲抱病之躯被分配到长春的东北人民大学。

《北京青年报》曾刊登《杨振声被遗忘的教育家被忽略的正派人》一文,内中对此评论道:“杨振声被调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与其说‘调’毋宁说是‘下放’或者‘贬谪’。此事背后的隐情,无人知晓,包括他的儿子,甚至他自己。”

1952年的长春,正处在支援抗美援朝的前线,人们吃的是硬硬的高粱米饭。杨振声此前已经做过胃切除手术,因此消化十分不好。杨起先生称,“父亲是一个人去的东北,一个人在那里生活……硬硬的高粱米让他得了肠梗阻,在军医附属医院开了刀,把小肠切断了一段,缝上之后还是不通,继续梗阻。

医院的医生给我打来电话,把我和哥哥叫到了长春。医生问我们:你们看怎么办?如果再次缝合的话,还有可能梗阻,另一个办法是把小肠全部切除。

我和哥哥,两个人连基本医学知识都没有,而父亲在手术台上还开着膛等着手术,我们能怎么说?我们哥俩泪眼相对,对医生说:你们看着办吧。最后,医生把父亲的十二指肠直接接到了大肠上。”对于年过花甲的杨振声来说,他的身体恐怕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最后只有萧乾看望他

晚年的杨振声生活比较凄凉。《文史博览》2006年01期曾刊登过杨起先生的回忆录,提及杨振声的最后一段时光。

手术之后,杨振声的身体还是不行,大概是在1954年,杨振声被接回到北京,住在协和医院。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情冷暖,杨起称,“有一次父亲想到小汤山去进行疗养,我们想起了他的老朋友丁某。父亲在去清华当教务长之前,和丁某、李四光等朋友们都住在北池子湾,关系都非常好。

丁夫人还热心地让我去买毛线给我打毛衣,丁家的孩子跟我更是要好的玩伴,我们在一起玩,我总是无私地把我的溜冰鞋等玩具拿出来跟他共享。父亲去看病的时候,希望丁能够派一辆车,但是在那个年代里,真正是世道浇漓,故人情薄,丁最终对于我们的请求也没有反应。倒是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先生,给父亲派了一辆车,把父亲送到了疗养院。”

杨起还回忆,在协和医院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想吃酸奶,我跑遍了北京,也没有找到酸奶,真的很可怜。我回到医院,不知道怎么对他说 。还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发现他的眼睛特别亮,看上去状态也不错,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把嘴凑到我的耳朵边上,悄悄地说:我有一个秘密,谁也没有告诉,我每天起床之后,都要把着床栏杆,连续起来蹲下几次。

这对我的身体有好处。说这话的时候,父亲的脸上洋溢着孩子一样的笑容。但是这个秘密后来被医生发现了。”

1956年3月7日,杨振声去世。他住在协和医院的时候,只有他过去的学生萧乾先生常常去看望他,给他读读报纸,说说外面的形势。

杨起先生对自己父亲有个评价,这评价超脱政治,引人深思——“您问我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总体印象?我是用一个词,叫‘正派人’,我也不说是‘左派’还是‘右派’。‘正派’不提左右,但是包括‘好人’的成分在里头。”能被后人视为“正派”的人,又有多少呢? 特约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