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名言 丰功伟绩树千秋 一代名将声万代——王树声大将

经中央军委批准,《王树声军事文选》近日已由军事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值此,回顾我院老首长王树声战斗的一生,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学习他的军事理论及高尚品质和道德情操,对于我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都具有重要意义。

王树声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高级将领和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195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起任中央军委委员,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早年投身大革命,是麻城县农民运动的领袖。王树声1905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在中共早期党员王幼安及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的影响下,他追求真理,逐步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麻城县县委委员、农民协会组织部长、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创建了麻城县乘马岗区第一个党小组和麻城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

在大革命的推动下,他领导和指挥农军,与反动豪绅地主武装红枪会进行殊死搏斗,先后进行了瘌痢寨、杨泗寨、破寨岗、北界河等战斗,沉重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使农民运动在麻城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后来举行的黄(安)麻(城)起义,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是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确立的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11月13日,在中共黄麻特委的领导下,王树声率领麻城农军参加黄麻武装起义,一举攻占黄安县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树声任第二路副司令。

此后,他历任红军大队党代表、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会剿”、反“围剿”、反“围攻”作战和长征。

他指挥若定,英勇善战,战功显赫,威震敌胆。在黄安战役中,他率部顽强阻敌3个旅,为夺取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向川陕转移期间,他勇挑重担,先率部殿后,掩护主力西进,后为开路先锋,为主力挺进川北杀开一条血路;在反川军3路和6路“围攻”作战期间,他独当一面,先后指挥1个师和10余个团,抗击川军25个团和60个团的进攻,确保了两次战役的胜利;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他协助徐向前组织指挥强渡嘉陵江战役和土门战役;并亲自指挥部队夺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隘剑门关;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指挥岷江支队殿后,坚守岷江东岸,确保了党中央和红军主力的安全。

抗日战争时期,他大力发展太行抗日武装,开辟了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4月开始,王树声先后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力量动员部部长。在主持太行军区工作期间,他在率领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反“扫荡”、百团大战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使地方武装同正规军的比例由1941年的77∶100上升到1942年的200∶100,从而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

晋冀豫军区的新10旅、新11旅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3、第6、第9纵队,都是在太行军区地方抗日武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44年10月,王树声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部深入河南敌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建立起了拥有300多万人口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五师一起在中原地区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

解放战争时期,他坚持外线作战,创建鄂西北军区,重建鄂豫解放区。抗战胜利后,王树声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全面内战爆发后,他率第1纵队胜利实现中原突围,之后创建鄂西北军区,任中共鄂西北区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坚持了10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外线作战,与豫鄂陕军区等部队一起牵制了国民党军30个旅,以局部牺牲有力地支援了全国各解放区的作战,为后来“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1947年10月王树声任鄂豫军区司令员。他率部艰苦奋战,重建了鄂豫解放区,与其他部队一起实现了中央军委“问鼎中原、定鼎中原”的战略目标,并有力支援了淮海战役及渡江战役。

建国后,他大力建设湖北军区,奠基人民解放军军械装备工作的现代化正规化基础,努力繁荣和发展军事科研事业。1949年5月后,王树声先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在此期间,他主动请缨指挥了大别山剿匪,领导了湖北军区的整编与扩军,致力于军区机关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推行普遍民兵制,大力加强人民武装建设,使湖北军区为抗美援朝前线输送了12万兵员。

1955年王树声任总军械部部长时,正值我军军械装备从战时杂式武器到现代化制式武器,从各自为战、取之于敌到国家统一生产供应的历史转变关头,他建立起全军军械装备工作的统一领导,把过去分散的军械供应改为全军性的统一供应,制定和完善了一整套统一的军械装备工作制度,筹建军械科研机构,领导开展军械装备的研究和实验,致力于改善部队武器装备,为加强我军军械装备工作现代化正规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9年11月王树声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他协助叶剑英元帅创建了军事科学院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组织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主持修改《共同条令》和《战斗条令》。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抵制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逐渐恢复军事科学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王树声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有许多理论著述。其军事理论建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作战指挥方面,提出了我军作战应当坚持的若干战役战术原则。他认为进行山地运动防御时,指挥员必须使部队“明确作战目的,坚定胜利信心”、“周密组织,重点部署”;要求部队“顽强坚守,出奇制胜,主动转移”,“掌握时机,转入反攻”。

围点打援时,必须首先明确“围点是手段,打援是目的”,指挥员必须“正确判断情况,集中主力打援”,他认为“围点之妙,在于‘似攻而非攻’”,“阻止援敌,应走得像守得稳”,要求部队“迅速勇猛地出击,歼敌于运动中”,在援敌全部或大部被歼后,应“适时转移兵力,乘胜歼灭守敌”,力争既打援又夺城。

遂行突围战斗时,指挥员必须注意“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做好准备工作”,要“抓紧有利时机,正确选择方向”,指出“突围首要关键,在于打开通道”,各部队要“坚定沉着照顾全局,友爱团结互相支援”。

第二,在人民武装力量建设方面,主张“人人皆兵,寓兵于民”。在太行军区时,他反复强调:要坚持持久抗战,“必须依靠战斗力与劳动力的密切结合,军队与群众的结合”,因此在建立基干军队(正规军)作为游击战争骨干的同时,必须建立强有力营兵(地方武装)和民兵,“使其真正成为基干军队的作战助手和源源不断的兵员补充”。

根据“人人皆兵,寓兵于民”的思想,在湖北军区任职期间,他又指出“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与保卫祖国安全,为了巩固胜利与发展胜利,不仅需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而且还需要建设强大的人民武装”,“民兵是国防军的后备力量和国家的动员基础,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行普遍民兵制是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基础,因此必须大力抓好民兵建设。

第三,在军械装备工作方面,提出了我军军械装备工作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所应遵循的方针、原则。他认为“先进的技术装备和部队掌握技术装备的熟练程度,是军队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军械装备工作的战略思想是着重提高全军军械装备工作的整体素质,培养足够数量的德才兼备的技术军官和军士,“建立起正规的军械保管、保养和统计工作制度,从根本上改变我军军械装备维护、保养工作落后的状态”。

他提出我军军械装备的研制要贯彻“以我为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要根据我国的资源、地形、气候条件、人的体型进行研究和试验,研究出有中国特色的武器。

同时,“还必须努力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一切军事技术成就,并且研究和吸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技术发明,努力争取在军事技术上向技术先进的国家看齐。

”他强调军械装备科研工作,要根据未来战争和各军兵种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科研体系。在科研工作中,“要贯彻上下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使专业研究和群众的发明创造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使用技术与改进技术相结合。

”军工生产“要贯彻平战结合、军民两用的方针,在优先完成军事产品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民用产品。”他认为“军代表是联系军队和工厂的桥梁”,“是代表军方保证军工产品质量的”,因此必须坚持军代表制度,并使之不断改进和完善。

第四,在军事科研方面,提倡从实际出发,面向部队、面向未来,从理论和战略的高度为军队建设和作战服务。他主张军事科研“要正确解决人与武器、政治与技术、技术与战术的关系问题”,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专业研究机关与群众性的研究相结合、部队与院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想军委之所想、急部队之所急;要开展学术民主,实行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造成研究学术问题的浓厚空气。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王树声表现出彻底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精神风貌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对党和人民忠贞不渝。大革命时期,他父亲的舅舅大土豪丁枕鱼是“麻城北乡的一只虎”,公开反对共产党,专与农会作对,当地群众恨之入骨。王树声旗帜鲜明,大义灭亲,斩钉截铁地说:“要革命,就不能讲亲戚情面,谁反对农会,就是我的亲生娘老子,该斗也要跟他斗!

”于是,在王树声的支持下农会镇压丁枕鱼,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在鄂豫皖苏区,他在弟、妹、兄嫂被张国焘“肃反”错杀、自己也身处险境的情况下,仍指挥全师英勇作战,身负重伤后还自觉地接受党的审查和考验。

西路军梨园口血战后,他率少数部队掩护领导同志和其他支队突围,在祁连山打了3个月游击,弹尽粮绝,只剩十几个人。然而,他身遇危难,矢志不渝,一心向党,最后一路乞讨,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

他能上能下,顾大局,讲风格,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模范。1935年3月王树声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调任31军军长,长征途中又由31军军长调任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1940年6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王树声由晋冀豫军区司令员调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

1957年7月,总军械部改属总参谋部,王树声由总军械部部长改任总参军械部部长。然而,无论任什么职务,他都能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尽心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

他说:“职务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力。”抗战胜利后,王树声曾向中央军委建议,河南军区部队或北渡黄河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或东进到达华中解放区。

然而,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出发要其南下与新四军五师等部会合,在中原地区牵制国民党军。王树声坚决执行命令,毅然率部南下。中原突围后,中央军委又要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外线,配合华北、华东解放区作战。外线作战要比内线作战艰苦得多,但王树声义无反顾,率部在鄂西北地区顽强地坚持了10个月,以局部牺牲牵制了国民党军10万人。

他坚持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西路军失败后,王树声怀着“负荆请罪”的心情回到延安。毛泽东打电话安慰他:“西路军失败,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你回来就是胜利。”在接见并听取王树声思想汇报后,毛泽东当面表扬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

尽管在长征途中王树声对张国焘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情绪和挑拨兄弟部队关系的流言蜚语进行过抵制和斗争,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作风表示过强烈不满而被降为教导团团长。但在抗大第三期、马列学院第一期和1942年延安整风学习期间,他还是对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影响下说过的错话和做过的错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检讨。

解放战争时期,尽管鄂西北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的疯狂围攻下在外线顽强坚持了10个月,在战略上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但王树声还是主动承担没能坚持下来的“责任”。

他病重住院期间,徐向前探望时说:你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你是大别山的英雄战士。王树声却说:我做得还很不够。周恩来、李先念看望时,称赞王树声的好品质、好作风以及他对党和人民做出的重要贡献,他却说:50多年来,党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而我给党做的工作太少。

他始终保持正直、廉洁、普通一兵的本色。建国前王树声生活俭朴已是有口皆碑,即使建国后进京身居高位,也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总军械部时,他的住宅与普通居民的平房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多几间而已。1969年,有关部门3次为他选点建房,他都以涉及影响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搬迁居民为由而婉言谢绝。

他在那俭朴的平房里一住就是近20年,直到1974年1月去世。在军事科学院时,他去食堂与一般干部一起排队买饭,最大的“特殊”就是多了一小碟榨菜加几滴香油。

他病重期间,想吃家乡味的鱼圆汤。老警卫员听说后就请某招待所的湖北厨师做了一碗。他坚持按价付款,因招待所不收钱,他再也没有吃过第二碗。北京卫戍区某团长见他日益消瘦,特意为他从平谷县买了6只土鸡,他得知后让警卫员按当时西单菜市场的价格付款,并特意交待多给10元摩托车的油钱。

这位团长执意不收,他坚决要给,你送我退,前后3次。最后王树声表示:如果你不收我的钱,那我就不要你的鸡!

无奈,这位团长含着热泪收下了钱。王树声不允许妻子、儿女搞特权,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他从未利用职务之便为子女安排工作,他儿子楚还的工作问题还是他逝世后在叶剑英元帅的关怀下才得到解决的。他妻子在海淀医院上班时与他同路,他从不让她搭自己的专车,而让其挤公共汽车。在用车问题上,他公私分明,每个月他都要检查司机的因私用车登记本,督促司机按时让财务部门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因私用车的费用。

王树声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光辉业绩和理论建树永远彪炳史册,他的高尚革命情操和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