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直言 九旬“言官”杨维骏:我只向真理低头

每晚7点,杨维骏都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虽然年过九旬,杨维骏的听力还很正常,只是视力有所下降,这位91岁的副省级退休老干部告诉记者:“我知道一些数据有水分,但还得了解国家大事,这对反腐有帮助。”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一走就是三十多年。在八九平米的会客厅里,除了药,就是举报材料,书房放不下,只能挪到会客厅。一个印着“1995”字样的红色文件袋在一堆材料中有些显眼,杨维骏习惯把要紧的材料装在文件袋里,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公开信也在其中。

今年8月,这封公开信在网上公布后,省政协及省委办公厅等相关人员来质问他:“为什么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在网上‘晒’出来?”杨维骏反问:“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还有群众继续申诉,而有关部门的领导始终不敢走出大门倾听群众意见?”对方无言以对。

“我举报的大多是副厅级以上官员,不管他们官有多大,我只向真理低头。”这位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老人有些激动,不时揉揉额头。

“公车上访”

房间里弥漫的浓重的中药味,杨维骏早已习惯,吃完药,他踱着小碎步慢慢走进房间,开始每天的必修课:看材料。“我现在……要集中精力……解决这六个问题。”杨老摊开公开信,一边看,一边断断续续地对记者说。

昆明福海案是公开信披露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因为这起案子,退休后的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被公众熟知,被网友评为“最可爱的官员”。

7年前,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1700多亩的耕地被征用,但政府没有出示任何征地手续,便开始在耕地上强行倾倒废土废渣。时任福海街道办党工委书记陆玉坤及其手下,迫使很多村民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直到2010年底,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还没发放,拆迁安置也没落实,一些老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猪圈里。村民曾上访80多次,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当年12月17日,从韩家湾村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陆蔚给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杨维骏随即到现场了解情况,然后用自己的专车开道,带着12名村民代表去省政协、省国土资源厅等部门上访。次日,省政协老干处处长责怪杨维骏,杨维骏理直气壮地回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不能为民请命?”

事后,西山区区长到杨维骏家中沟通,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之后,杨维骏被告知,专车只能用于生活,不能用于工作。如今,陆玉坤已被撤职查办,但韩家湾村征地拆迁安置问题仍未解决。

今年8月22日,接班不久的福海街道办党工委书记猫良华对韩家湾村村民说了实话,征地拆迁并没有拿到一个批文,要等土地卖掉之后才有钱补办,还说“别人拆不了的,我来拆。”于是,挖掘机开进韩家湾村3组,陪同作业的,还有上百名执法人员。当天晚上,杨维骏接到村民张桂仙的电话,杨建议陆蔚把情况如实写出来。

“公车上访”后,杨维骏收到的举报信越来越多,“大概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吧”。他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经调查情况属实的,继续向上反映。除了昆明福海案,公开信中还有近几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5个案子,包括宣威虹桥征地案、贱卖矿产案、“金座”非法集资案等。“这些被举报的人中,没有一个和我有个人恩怨,但得罪了老百姓,就得管。”杨维骏皱着眉,怒气难消。

“爱管闲事”

杨维骏的正直由来已久。

其父杨蓁曾是滇中名将,当过孙中山的代参谋长,35岁时被军阀范石生谋害。3岁的杨维骏随家人逃往上海。老人说,当时上海有外国的租界,洋人压迫、流氓张狂,他特别同情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在家仇国恨中成长起来的杨维骏懂得了正直和反抗,虽然是杨家最小的孩子,但他却在小学五年级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走在队伍最前列摇旗呐喊。

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重回故乡。费孝通与他有师生之谊。1959年,费孝通被打为“右派”后,杨维骏因不肯“揭发”老师,也成了“右派”。20年的“右派”生涯中,一有闲暇,杨维骏便翻看马恩文选,他自称是“唯实主义者”,笃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打成“右派”前,杨维骏已当了10年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1978年,杨维骏平反,恢复原职。1989年,“官倒”愈发猖獗,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活动,云南也成立了一个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成为成员之一。

听说昆钢有问题,杨维骏就带人去调查,结果发现昆钢马姓经理把钢材私卖给广东商人,广东商人赚了钱,送给马经理两辆面包车。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不是最高的,但涉案人是省内某高官的亲戚。杨维骏在领导小组上汇报完情况后,在座的20多人没一个吭声,全当没听见。之后不了了之,杨维骏很不理解。

退休之后,杨老更专心于反腐,他认为,反腐和为民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最引人注目的反腐事件,当数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有人向杨维骏反映,红塔香烟的市场价比出厂价高出一倍,烟厂、外省烟草专卖局、省内部分领导干部子女三方勾结,攫取巨额利益。

“我曾经问过云南烟草专卖局的一个处长,通过这种方式流失的国有资产有多少,他说将近100亿。”杨老告诉记者,1994年时,他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兼省委政法委书记令狐安举报褚时健,紧接着,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当时反映褚时健问题的不仅仅是我,但我是个重要渠道。”杨维骏不无自豪。

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和令狐安联手的反腐胜仗还不止这一次。“90年代中期,(时任)昆明市市长搞了一个市长楼,家具都是进口的,很豪华,在那个年代太突出了。”杨维骏说,最后省上对该市长进行了党内处分。

仅靠身份是不够的

杨维骏告诉记者,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和另外两名人大代表向中央举报了一名省内高官。1993年,他从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也失去了当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对此,官方的解释是:民主党派人士只能在人大或政协担任一个职务,不能一个党派两边都有人,当时,民盟云南省委主委杨明在省人大担任副主任,所以,身为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的杨维骏,不能在省政协继续担任副主席。

杨维骏还是心下不平,写下一首自勉诗:“政坛千古幻风雨,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他要拿笔战斗,继续为民发声。

至今,杨维骏已记不清举报过多少官员,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所所长。告得多了,时不时会听到别人放狠话,“要让你永远闭嘴”;也会有人好意相劝,“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去”。

杨维骏不怕,也未曾遭受人身伤害,因为他反腐讲法制,最大的法制就是找到事实依据,依法进行。

“我反腐向来有理有据。这些腐败官员歪理多,讲起来头头是道,若辨不清虚实,容易被糊弄。”杨维骏帮别人举报之前,都要进行调查核实,并向林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专家请教,找到政策理论依据。

“公车上访”事件中,杨维骏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还咨询了原云南经济研究所所长胡同元,找出地方政府“非法征地”的依据:征地面积1700余亩,远远超出恢复湿地规定的100亩;违背了国家对耕地“先补后占”的原则;与省委书记秦光荣提出的“用地上山、保护耕地”的精神相悖。

所以,即使有很多人怕他、恨他,但面对这些证据,想整他也不容易。

当然,老干部的身份也为杨维骏反腐提供了庇护与便利。

没有杨维骏的专车开道,上访农民根本进不了机关大门。杨维骏也利用与省上领导的私交,把举报材料亲自送到领导家里讨说法。有时,杨维骏出席政协会议,省委书记、省长等主要领导如果在,他就会把举报材料递上去。杨维骏说,众目睽睽下,领导们只能看,看了就一定要有个说法或解决办法。

即便如此,很多举报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杨维骏觉得,他所举报的案件盘根错节,又彼此联系,都指向既得利益者,阻力很大,但只要突破一个,就突破了全部。

“很多老同志见我就伸大拇指,说我是闻一多式的人物。”因为反腐,杨维骏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也曾争取过其他老干部,但基本都是精神上支持,不愿出来“挑刺儿”,只有他一个人在战斗。

“留在党外影响更大”

3年前,杨维骏的身体还很硬朗,喜欢游泳和跳舞。聊起跳舞,一直很严肃的杨老露出难得的微笑,并起身向记者示范前进和后退的舞步,“以前跳一支曲子,动作都没有重复的。”

这几年,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因为看材料久坐不动,用脑过度,杨老得了肾小血管炎,视神经也开始萎缩。

现在,他唯一的室外活动就是散步,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家中,通过座机与外界沟通,家里电话频繁响起。因为妻子王婉琪要午休,中午12时到下午3时,杨维骏把电话设置为忙音。

对于杨维骏坚持反腐的事,王婉琪颇有微辞。前些年,王婉琪脑梗塞住院后,杨维骏去医院看她,但只埋头看农民写的材料,没过问她的病情。同病房的人疑惑地问她:“这老头是不是你家属?”今年五一节前,王婉琪因心绞痛再次住院,家里没人做饭,杨维骏在家吃了四天干面包。

采访中,王婉琪拿着一份体检单对杨维骏说:“你检查完就不管结果了,该记的不记,该做的不做。”

“你要我做什么事情,说出一二三四来,我做。”杨维骏赌气似地说。

王婉琪想不通,杨维骏现在拿着一万左右的退休工资,为什么不像其他退休的老同志一样颐养天年,非要去惹事。

“其实他就是一普通老头,没什么能力,只能说政策上懂得一点。有时我说他,农民的话也要打点折扣听,可能是夸大其辞,但他倔得很,就是不听。”闺女劝道:“妈,你别管他了,这是他的信仰。”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博客,取名直言。60余篇博文中,有对腐败现象的批判,也有对国家、城市发展的建言。“我不是单纯反腐,而是找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仇和刚到昆明任市委书记时,曾到杨维骏家征求意见,杨老提出三个问题:如何治理滇池、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如何转变市政府职能。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有人说他太忙,但中秋节时还不忘叫人给我送来两盒月饼”,杨老觉得“仇书记并没忘记当初的问题”。

2003年,昆明呈贡新区建设方案敲定,将把昆明政府机关和大学迁入其中。杨维骏带头反对,预言呈贡新区迟早会变成一座“空城”,公务员还是会选择住在主城区,形成“早出晚归”的集体迁徙,造成新的交通拥堵。较真的杨维骏还带着两名专家去现场考察,递交了一份书面材料,但石沉大海。

而今,能容纳95万人的呈贡新区人烟稀少,除了市政办公区,鲜见人走动。一名昆明市纪委的工作人员抱怨,交通太不方便了,“办公地离市区20公里,每天早晚都得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要是中午想出去办事,连车都打不到。”

也有被采纳的建言。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杨维骏建议保留昆明医学院;在圆通寺藏经楼扩建中,他建议不能造成破坏,这两项提议均被采纳。

杨老曾两次申请入党,组织劝他,留在党外影响更大。回首反腐这一路,杨老发出感慨:“确实,党外人士的身份更利于监督,这条路,我还要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