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辉为什么不填词 【新刊】人物 | 刘卓辉:不许修饰的面孔
刘卓辉,香港著名音乐填词人,Beyond御用填词人。与Beyond、张学友、黎明、郑伊健、陈奕迅等诸多明星合作,创作出《大地》《情人》《只想一生跟你走》《友情岁月》等经典之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刘卓辉以他写实的笔触描绘了对社会的关照,给香港乐坛的音乐题材风格带来了质的变化。
1988年,Beyond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专场演唱会,成为第一个在内地举办演唱会的香港乐队。由于内地观众听不懂粤语歌曲,上半场演唱会结束后,原本座无虚席的场馆里只剩下一半观众。直到黄贯中唱到刘卓辉特地为这场演唱会填词的国语版《大地》,整个体育场才真正沸腾起来。
那年刘卓辉26岁。在Beyond北京之行的合影里,他戴着大大的圆框眼镜,穿着入时的印花T恤和夹克外套,朝气十足。三十年过去,如今的刘卓辉多了不少白发,风起时他习惯双手交叉在胸前来裹紧他藏蓝色的呢子大衣,颇有老派绅士的味道。他有烟瘾,回忆起以前的事情时,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烟,也频频忍不住发笑。
“可能是我走运,因为Beyond走运。”
光辉岁月
刘卓辉的出场介绍里总有“Beyond御用填词人”这个身份。最初他是有些抗拒的,但当他发现三十多年过去,自己依然能因为Beyond而被一些人记住,他也就理解、接受了这个定义。
1988年,中国内地摇滚乐渐渐发出声响,崔健、唐朝乐队、黑豹乐队开始进入观众视野,掀起一番文化风潮。同年,Beyond在香港因《秘密警察》专辑正式走红,成为香港摇滚乐坛的焦点,并进入内地音乐市场。谈到88年与Beyond的北京之行,刘卓辉还是会像第一次讲述一样,详细地描述旅途中发生的趣事和期间遇到的麻烦波折,但他没有对那次经历过多的渲染:“来北京的意义就是在历史上有这一笔,可以在以后三十年来一直不停地讲这件事。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有什么意义的,如果Beyond不红,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意义。”
1988年刘卓辉(右一)同Beyond来北京演出,这天晚上吃完全聚德后准备乘坐地铁回燕京酒店,在前门地铁站留影。
收录在《秘密警察》里的《大地》,是刘卓辉和Beyond合作的第二首作品,正是这首歌让此前一直徘徊在低谷的Beyond一举成名,从默默无闻的地下乐队终于走到了聚光灯之下。同年,夏韶声献唱两年前刘卓辉填词的粤语版《说不出的未来》。
在当时情歌漫天的乐坛中,这首反映大时代香港人困扰的歌曲独树一帜,赢得了作词界的认可。这两件事,让刘卓辉以“作词人”的身份在香港名声大噪。如今回看那些广为传唱的作品,刘卓辉笑着说:“火是应该的。”
1986年,香港举办“生活中香港”填词大赛,为李寿全的《未来的未来》征集粤语版歌词,刘卓辉单纯因为喜欢这首歌的国语版而报名参赛,谁知他创作的《说不出的未来》一举夺得冠军,他直言:“我没想过要做第一名。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尝试填词,只觉得第一次填词很爽!”
刘卓辉对“爽”的定义是:写的东西没人要改、又做主打歌、又流传很久。
并不是每一段合作经历都能被刘卓辉称之为“爽”,但与黄家驹的合作绝对算一个。在与黄家驹合作的六年当中,每次刘卓辉收到Beyond寄来的歌曲小样,填好词、返回去,便再没有任何消息,直到歌曲打榜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词被采纳进主打歌。“他也没跟你说OK不OK,也不会去改你一个字。”刘卓辉歌词里对时代的敏感、对社会的剖析,恰恰与Beyond的创作方向一致。
刘卓辉和Beyond的交往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默契。Beyond刚红的那几年,闲暇时常与刘卓辉在一家咖啡馆碰面。刘卓辉回忆:“我们经常跑到那里去,就好比一个基地,以后谁有空就待在那,碰到谁就和谁聊。”这种不需要约定的约会颇有浪漫色彩,至今刘卓辉忆起这份音乐上、朋友间的共识和默契,仍觉得弥足珍贵。
刘卓辉(左一)和老友李寿全(右一)。因为喜爱李寿全的国语歌曲《未来的未来》,刘卓辉第一次参加填词比赛,创作出《说不出的未来》,从此走上填词人道路。
有人认为Beyond赴日发展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刘卓辉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很正常啊,这个问题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在他看来,1992年Beyond在香港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同大多数香港一线明星一样,战略上确实需要拓展其他市场。Beyond在日本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卓辉填词的《长城》《情人》《农民》在编曲和制作上都有很大的突破,这几首歌日后也成为Beyond的歌中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佳作。
黄家驹离开后,刘卓辉依然保持着与Beyond的合作。相比于四子时期的作品,刘卓辉坦言更喜欢三子时期的作品:“更硬,更摇滚。”这一阶段《大时代》《长空》等作品都能显现出Beyond在音乐上的创新和挖掘,以及刘卓辉在歌词思想表达上的深度。
谈到Beyond三人现在的分分合合,刘卓辉没有丝毫回避,直言道:“很正常,我不觉得奇怪。”他有自己的处世哲理:“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圆的。这段时间大家可能合不来,但是等大家年纪大了,变得宽容一点,就又走在一起,这个事情没有绝对啊。”
刘卓辉曾在接受采访时开玩笑说:“没有我,Beyond是一流的乐队;有了我,Beyond是超一流的乐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香港,刘卓辉与Beyond相遇,正如《大地》中所唱的那样“千秋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特定的时间、环境、人物,造就了那个大时代的幸运儿。如今时代在变,但他们依然选择继续为音乐造梦。
叛逆吗?自由罢了
最近半年里,刘卓辉忙着做金蜗牛填词大赛的讲师,担任《中国新歌声》评委,参加各类音乐节活动。有网友不解,在微博评论里问他“为何参加这种无聊的活动”,而不专心填词。
今年夏天,刘卓辉作为香港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中国新歌声》担任评委,给选手留下指导意见。
面对种种质疑,刘卓辉不打算做过多的解释,只说:“这对我来说就是工作,我尽量在这个工作里做到最好,凭良心地说我该说的话,不迎合节目说娱乐你的话,反正我就做我自己。”
刘卓辉评价自己:“我的性格就是很自由。”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尽力跟随自己的兴趣和追求。
中学时着迷于西方摇滚乐,毕业后,不论是报考电台DJ,还是在《现代青年人周报》工作,他的工作内容都与音乐紧密相关。在杂志社的三年里,他有机会接触到公司提供的大量免费唱片,每天都能沉浸在摇滚乐里,他兴奋不已:“当时没有想未来会怎么样,就喜欢什么做什么,十九岁做自己喜欢的事,当然开心呀!”
1990年刘卓辉初次尝试在内地音乐市场发展,创办大地唱片公司。当时内地的唱片市场体系还未完全建立,音乐市场的“游戏规则”近乎一片空白。刘卓辉主要负责版权引进和向市场推出大陆音乐人,相继签下艾敬、何勇、陈劲等歌手。
之后公司在资金运转上出现问题,刘卓辉决定将公司卖出。卖出公司的最初几年里,他继续做主管,但过了两年老板开始插手他的工作,令刘卓辉觉得不自在,最终因为意见不合离开了公司。随后刘卓辉经营了字母唱片公司,继续在内地音乐市场闯荡。
刘卓辉直言:“我喜欢摆布控制别人,不喜欢被别人控制,填词就很被动。”
刘卓辉将填词工作形容为“服务型行业”:“别人找你填词,填完之后很多事情你就控制不到了。公司主不主打你的歌,宣不宣传,或者歌手唱的怎样,编曲怎样,我完全是被动的。”在他所填的词中,“醉”、“秋风秋雨”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他对自由的向往,而歌词中“唏嘘”一词的频频出现,又似乎表达了他对现实中的妥协的无奈。
做了三十一年的填词人后,刘卓辉坦言压力很大:“不喜欢,我不喜欢写,可能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成为一个填词人。”他觉得自己早期有很多想法想用歌词表达,因此创作比较顺利;后来当填词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工作,并且牵扯到版税、市场、能否流行等复杂因素,那种用歌词表达自我的畅快感便减少了。
刘卓辉有时也会唱起歌来。他说自己不会刻意怀旧,但是会留意被再次翻唱的作品,也会关注网友上传的多年前的演出录像带。
老友王欣如眼中,刘卓辉是个“爱追潮流的老顽童”,从九六年接触电脑开始,刘卓辉就被互联网深深吸引。刘卓辉是个微博控,在等人的间隙,他会抽空刷微博。许多网友调侃道“微博使著名作词人的光环与普通网民之间不再有隔阂”。而且,一般情况下,刘卓辉是不熬夜的,但是只要开始上网,不知不觉就会玩到一两点。2014他参与创办的“三分半”公司正是一个基于互联网并融合了新时代元素的音乐公司。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在群里面聊,很少约出来聊,我现在觉得一个人挺好。”
“没必要那么复杂”
三十一年的作词生涯中,刘卓辉为Beyond、张学友、黎明等人填过多首流传度极高的歌词。歌手和歌曲的名字人们往往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词作者后面的“刘卓辉”三个字。
问到刘卓辉是否会觉得不甘心的时候,他忍不住笑了:“如果这样想的话就不快乐了。”
刘卓辉也从来没有把自己作词人的身份和诗人放在同一个高度:“我没那么文艺。”他直言:“诗人通常都是超脱的,我没那个境界,我很世俗,我生活在地上而不是在空中。”
回头再看,这些年来,刘卓辉似乎并没有按照一个既定的路线走下来:当过编辑,考过警察,做过场记,成为填词人,经营音乐公司……“不知不觉就过来了,不像某些人定着一个梦想走。你有时候会发现你计划的往往做不到,不知不觉就插入别的事情。”但也正是在这一个个转弯的路口,刘卓辉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四年前有出版社找到刘卓辉,要将他的博客文章汇总出书。出版社社长给书起名《卓越光辉》,刘卓辉并不喜欢这个名字,但最后也没有修改:“唉,无所谓啦,我这个人都很无所谓。”但在原则问题上,刘卓辉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处理方式也很直接。
出版《Beyond the story》时,有网友语气恶劣的质疑他消费黄家驹,在刘卓辉看来,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如果只是发泄一下,你有你的权利发表这个观点,我不管你;但如果你说脏话,我就把你屏蔽掉。”
性格上的耿直、率真在他的作品中也留有痕迹。社会、生活、时代,一直是刘卓辉最愿意去深入挖掘的,而对于写情歌他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许多情歌歌词中总是介入多个对象,来来回回剖析男女情感:“这种复杂的,我很不喜欢写。”这种内容在他看来“没意思”:“我喜欢一个女孩子,不管是分了手,还是没追到,我都写的很简单。”
刘卓辉留下了许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典作品,但他很少刻意去怀旧。有意思的是,他始终无法选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我写了几百首,不断会有新歌出现,加上自己心态的转变,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答案。”
夏韶声(右三)和刘卓辉(左三)从《说不出的未来》到《2020Arrival》一直保持着多年亲密的合作关系。
与刘卓辉交谈后,更加能理解他的随性、坦率和那种“没把自己当回事儿”的自然。他准时出现在采访的约定地点,没有助理随同,一个人步行到达,见面时只点了一份他常喝的十九元的“今日咖啡”。采访过程中有路人向他借火,他毫不介意,丝毫没有架子。接近采访的尾声,刘卓辉依然愿意分享他的生活趣事,不停地说:“随便聊聊啊,不一定要按照这个采访提纲写的来。”
与刘卓辉随性自在的性格略显矛盾的是,他在微博里常爱说的四个字是“非常伤感”,还给自己的一本书也取名《辉常伤感》。实际上这种“伤感”并不带有消极的含义,倒像是一种对人生际遇的自嘲。老友欧阳燊这样解读他:“其实这位老朋友一点也不伤感,偶尔跟他闲谈时,你会发现他非常幽默,观点也非常到位。”
年龄渐长,刘卓辉身上却似乎没有人到中年的那种焦虑,他一直活在自己的那个空间维度里,自在、洒脱。更重要的是,岁月的积淀让他懂得化繁为简的妙处,很多事情在他看来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他的朋友潘源良评价他:“这样的一个汉子,说自己要说的,爱自己所爱的,就真像他写的歌词一样。”
未来会怎样,刘卓辉也无法预知,他说等到哪一天他赚够了,就什么都不做了,可他也不能明确回答什么才算赚够了。将来的日子里他还会继续用文字与音乐世界交流,期望着会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作词人再接再厉,坚信“歌词将音乐唤醒”的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