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铁肩担道义 铁肩担道义的邵飘萍大笑而死
核心提示:邵飘萍在其生涯中,始终把办报救国放在首位,但国外强敌凌辱,国内军阀混战,整个中国的形势越来越危急。邵飘萍为此心急如焚,他办报以"无党籍、热心国是,不偏不袒"为原则,但遇到进步力量与恶势力相争斗时,他的言论明显倾向于前者。
本文摘自:《纵横》2009年第12期,作者:张建安,原题:《邵飘萍与他的新闻事业》
2009年4月的一天,下班时分已是下午5点,但天色明亮,夕阳的余晖仍让人感到有点热。我匆匆忙忙赶往北京宣武区魏染胡同,去寻访昔日曾创下新闻事业辉煌战果的京报馆。
京报馆是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于20世纪20年代修建的,80年代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那是一幢二层楼房,楼门正中仍保留着邵飘萍亲笔书写的京报馆牌匾,让人一下子感觉亲近了历史。楼房上的一个个窗户里面,便是邵飘萍当年忙着出报的地方,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新闻报道由此面世。
我静静地站立着,端详着……在树影摇曳中,我似乎又看到急着买报的民众,在乱世中,他们希望从报上了解最新且真实的时势动态,也想阅读邵飘萍新鲜犀利而又独立的新闻评论。
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
邵飘萍,1886年生于浙江东阳,名振青,字飘萍,幼聪慧,5岁起随父亲在私垫读书,14岁奉父命到杭州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当时正值百日维新之后,一方面是整个国家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则是新思潮涌入中国的大城市,冲击着知识分子的头脑。
邵飘萍的杭州之行,使他开了眼界,从此不再热衷科考,转而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1902年入浙江省唯一的大学浙江高等学堂学习。大学期间,他受新思想启蒙,萌发"新闻救国"之志,并愿意为此奋斗终生。他在作文时模仿梁启超的政论文字,也常常给上海各报(主要是《申报》)投寄有关杭州和金华的地方通讯,从而与报馆有了联系。
1905年,邵飘萍大学毕业后返回金华,任金华府学堂国文、历史教员,但主要精力仍是为上海的一些报纸写通讯,并成为《申报》特约通讯员。1906年,邵飘萍与汤修慧结婚。1911年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约法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从而激发了人们办报的热情。
邵飘萍辞去学校工作,再次来到杭州,拜访著名报人——《汉民日报》社长杭辛斋,表达自己想要办报的想法和激情。杭辛斋思想进步,二人虽是初次见面,但志同道合,迅速引为同道。杭辛斋马上任命邵飘萍为《汉民日报》主编,邵飘萍的办报生涯从此开始。
1914年,邵飘萍由上海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政法学校,课余与潘公弼等同学创办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著名报纸提供东京通讯。1915年1月正值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之际,邵飘萍议论激越,并将"二十一条"真相及时地驰报国内,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抵制下,卖国的"二十一条"终于未能实现。
1916年春,袁世凯倒行逆施要做皇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以加强进步新闻的力量,讨伐袁世凯。邵飘萍匆匆抵达上海,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报撰写评论稿件。
他署名"阿平"(即"平不平"之意),以犀利笔锋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败死,邵飘萍被《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为《申报》驻京记者,负责撰写"北京特别通讯"。这一年,邵飘萍30岁。
民国初期的北京报纸,几无重要有系统的新闻。记者(当时叫访员或外交记者)地位低下,社长只是挂名,报纸成为各派别政客的私家工具,不核实文章内容之真假,只为本派别服务。因此,北京报纸的名声是很臭的。外国人在中国有通讯社,凡属国内外重大新闻,皆为外国通讯社所把持。
他们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不顾事实,任意左右中国的政闻。邵飘萍目睹这种情景,深以为耻,于是首创华人自办的通讯社(即北京新闻编译社),致力于真实新闻的采集编排以及外电的选择翻译。
在此期间,邵飘萍一度兼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的主编。
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期间,邵飘萍以各种方式获取重要新闻,每日给《申报》发电二三千字,并间日撰写通讯报道。他所撰写的《"府院之争"的关键》以及披露国会议员丑态、揭发北洋军阀内战真相、揭露对外借款内幕的报道,等等,都在当时产生深远而实在的影响,一时风靡全国。
邵飘萍因此成为当时最有思想、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他将记者视为"新闻界战斗之壮士",采访手法最为灵活,几乎是无孔不入,所以往往能采访到别人无法采访到的内容,比别人更能快速地获取最重要的消息。他自己就讲过很有意思的事例:
愚某次在北京饭店宴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各人兴致勃然,无所避忌,吐露甚多重要之消息。愚预备电报纸于隔室,令两脚踏车守候于门外,随得随发,宴会未终,而各种重要消息已达于上海。越两日各阁员见上海《申报》披露许多重要电报,为之跃然,亦一有趣事也。
邵飘萍对采访充满了激情,以超人的勇气和智谋打造着自己的事业。同时,他又在实战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总结出许多理论。例如,他归纳出记者所必须具备的独特智能,要"知新闻之价值"、要有"观察力、推理力、联想力"、要"细密"、要"机警与敏捷"等等。
他探索出采访新闻的具体办法,认为"外交记者之种种准备,无非欲完成其探索新闻之职务而已。若能彻底了解,再加以相当经验,且遇事奋勇前进,有机警精细之脑筋,无畏难自沮之暮气,则成为优良之外交记者不难矣"。他也全面熟悉了办报的种种环节,为自己的事业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1918年,邵飘萍辞去《申报》特派记者的职务,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报纸——《京报》。在《京报》创刊词中,邵飘萍公布了自己以"新闻救国"的大抱负:"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
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政党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同时发表评论称:"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殃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除之!"《京报》创刊时,邵飘萍还特地在编辑室大书"铁肩棘手"四字,勉励报馆同人"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
这一年,邵飘萍还参加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团体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活动,应邀担任该会的讲师,教《新闻学总论》。从1918年11月3日起,邵飘萍每周上两个小时的课,所讲内容从世界各国新闻机构的组织情况一直到一份报纸的具体出版程序等方方面面,既有学术性,又颇为实用,是邵飘萍多年来理论与实践的成果。当时,年轻的毛泽东也常去听课,邵飘萍对其帮助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