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的时间是1 武昌起义为何发生在武汉
在讲“第一枪”的故事之前,笔者先简短分析一下武汉乃至湖北在辛亥革命前的状况。武昌起义前,《湖北学生界》这份刊物的第一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湖北)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矣乎。
可以见出,在武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绝非偶然。湖北,处于中国之中部;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这里,不仅仅是清廷一直着重控制的重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之一。狂流激荡下,各种思潮在此聚集交积也就不足为奇。最早把魔爪伸入湖北的,当属老牌帝国主义英国。
而后,众国齐竞,纷纷在此建租界、开银行、把持海关。由于河道畅顺,各列强的军舰也往往游弋往来,不可一世。仅仅二十年左右,列强们逐渐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交通等命脉。
以武汉为例,辛亥革命爆发时,外国企业近二百家,英国五十三家,日本四十三家,德国三十五家,法、俄、美等十余家。大多数洋人的企业,皆在1900年之后进入。
特别是在1902年之后,作为对外贸易大埠的汉口,交易额激增,一年平均保持在一亿三千万两白银之巨,远超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号。
在疯狂掠夺桐油、茶叶等原料的同时,列强们还向中国进行棉纱等日用工业品的疯狂倾销。由于封建官府买办化的加剧,清朝的一切“新政”,皆为迎合洋人而生,而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然经济在西风中迅速解体。当时,湖北表面的繁荣,完全是畸形的繁荣。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大城市“超繁华”,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哀残不堪。
作为税款大户,清廷对湖北的“解款”要求日益增加。每年辛丑赔款负担一百多万两不说,还有“补镑”六十万两,“辽东偿费”五十万两,练兵处调解五十三万两,而且,膏捐权也归中央。
不用说,这些钱,富商大官当然不会出,肯定要全部转嫁到广大民众的头上。湖北的大地主们也很“时髦”。他们一方面大量聚敛土地,一方面进入城市,兼营商业与银钱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高利贷网络。由于 20世纪初的十年内,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纷纷解体。
在湖北,特别是武汉,聚集了大批流民、灾民。在这种环境中,哥老会、天地会的新鲜血液就会源源不断,动乱的因子,越聚越多。由于武汉一带在先前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几次陷于太平军手中,因而此地“革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江湖风波,一浪高似一浪。破产农民、散兵游勇、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这些人杂集在一起,波蔓交融,形成了特别适合暴发革命的土壤。鄂、湘、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更直接促起了大批中小商人的激烈行动。放眼纵观湖北社会各阶层,在那个危险的时刻,都对清廷蕴攒了相当大的怨毒之气。
从“人才”方面讲,湖北革命党还应该“感谢”当年张之洞的各种教育举措。张之洞本来想为自己和清廷制造出一大批驯顺的“奴才”,殊不料,反而为朝廷培养了一批广具知识的“掘墓人”。
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关涉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
张之洞为了提高新军“素质”,招纳不少识字青年入军,使得军队的人员组成结构也远远不同于从前。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竭力寻找出路,不仅本省青年“秀才”们纷纷到学校报考,外省(特别是湖南)也有许多人到湖北寻找机会。
所有这些人,思想上属于活跃、敏感的一类。他们政治上特别敏锐,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生计艰难的小困难,更造成了青年人对“革命”的向往。
在种种社会、经济、思想的合力下,才造成日后的奇景:武昌的清朝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皆一齐掉转反向,清廷顿时摇摇欲坠。
武昌起义前夕的暗涌
湖北的革命势态一直呈独立发展势头。但是,由于孙中山以及其同盟会在革命中“辈分”最高,所以绝大部分团体还是把“三民主义”当作一块大招牌来使用。
不过,湖北主要党人出身富户比较多,特别是共进会成员都不大赞成同盟会主张,很多人排斥“平均地权”这一条。所以,三民主义在湖北,基本变成了“二民主义”。
当然,湖北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四字纲领,是“革命排满”。因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必然是要“驱除鞑虏”。
鄂籍党人不是很“排洋”,这主要因为他们多年与洋人打交道,深晓对方的“厉害”。
即便如此,这些人把“反清复明”提升到“革命排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上巨大的进步。
活跃在武汉新军中的两个主要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虽然目的都是为了排满革命,但毕竟存有门户私见。开始的时候,双方互挖墙脚。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团体的上层人物还算有大局观。危急关头,他们开始商量联合共事。直到1911年5月,共进会和文学社才真正展开正式的合并谈判。
刚开始,双方各不相服。蒋翊武认为,文学社的人数居多,在新军内的基础也好,两个组织合并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然不同意,他认为共进会是同盟会系统,在全国影响大,经费又多(靠刘公所捐的五千两白银)。所以,联合后自然是共进会掌权。
讲到此,可能有读者会好奇: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不少人出身富户,又有不少会员的入会费用,难道缺钱吗?革命党,他们不仅仅是缺钱,而且是非常缺钱!在如火如荼闹革命的辛亥年,六月间,为了找钱,共进会的湖北人居正,带着湖南同志焦达峰,潜回自己的老家广济县踩点。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县内达城庙的一尊纯金菩萨。不久,居正、焦达峰召来同志数人,乘月黑风高雨大之夜,穿寺墙而入,把金佛从莲座上凿下,盗之而去。可惜,半路上,他们遇见几个办公差往还的蕲州捕快,误以为盗佛之事败露,慌忙把金佛扔在当地,拔脚狂逃。
湖南革命同志邹永成为了给革命筹钱,绞尽脑汁,很“热情”地去探望家在武昌的婶母。得知她确实家境殷实后,邹永成订购迷药,准备药翻她。岂料,当时就有卖假药的。婶母饮酒一壶,笑吟吟无任何玉山将颓的迹象。无奈,邹永成临走捎带脚把年幼的堂弟拐走,然后谎称是土匪绑架。最终,他从婶母处“勒索”了八百银元,奉献给革命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