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志高5个主要事件 甫志高第一原型被找到

在著名的小说《红岩》中,有个让读者咬牙切齿痛恨的人物——出卖了江姐的叛徒甫志高,正是由于他的背叛,江姐入狱,地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而通过近年的研究,这个人物第一原型找到了:他叫任达哉,原本是地下党的联络员。

众所周知,《红岩》小说中甫志高的形象是以几个叛徒为原型来塑造的。日前,红岩联线和重庆市档案馆对当年的资料进行详细整理,在一份国民党审讯记录中,发现了第一个叛徒的资料,也就是甫志高的第一原型任达哉。

1948年《挺进报》被破坏后,国民党对被捕人员做了审讯记录,任达哉是其中第一个叛变的人。据介绍,这个人本来就意志不坚定,他先是在重庆的地下组织里做联络员,后来脱离地下组织,去上海参加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但又被军统组织除名。

此人随即再回到重庆,并凭借曾做地下工作的经历骗取了组织的信任,再次成为地下组织的联络员。厉华称,通讯员的职位虽然不高,但是掌握了很多人士的联络方式,所以他的背叛让地下组织遭受重大损失。

被捕者消极诗稿展出

在这次展览公布的资料中,还有5份是被捕后关在狱中的人写的诗稿。不过跟以前“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诗篇不同,这5份诗稿表现的都是被捕人员如何变得消沉和动摇。对此,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馆馆长厉华称,只是想还原真实的历史。

记者看到,这5份诗稿都没有署名,而诗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消极被动的,其中一首中写到“灰飞做白蝴蝶,血泪染红杜鹃……”,另一首则写到“空一床,不寝,至今三年不闻香,香也竞不来,人也竞不来……”明显没有斗志。

这和之前资料中表达的积极进取的红岩精神显得截然相反,但为什么还要公布出来呢?厉华告诉记者,他们这样做只是想还原真实的历史,同时也反映当时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以及人在绝境中对生命的无奈和恐惧。“不是所有人都经得住严刑拷打,所以像江姐那样宁死不屈的人才更值得敬佩。”

苏沪文化界人士谈“档案”:

值得好评的还原

昨日,获知红岩一批绝密档案首度公开的消息后,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苏沪两地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对这一消息中的“还原甫志高”“公开消极诗歌”进行了热评。

披露“消极”需要勇气

江苏省文化厅调研员曹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红岩》长大的。除了许鹏飞和甫志高,我对《红岩》里面的人物都充满了崇敬。如果说,现在把我们脑海中留存的积极进取的红岩精神,来个“乾坤大挪移”的话,似乎有点残酷。

但现实就是残酷的。我们都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还原历史是人性的复苏和觉醒。我们历经过10年浩劫,大家都知道特定场合和特定年代的无奈。这些被军统特务关在渣滓洞的革命人士,也会有无奈,也会有消沉。

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更像个“人”。不可否认,人,一个生命体,对生命都会有渴望,在酷刑和死亡面前,流露出恐惧和无奈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我很佩服重庆红岩档案馆的专家们,披露这些现实,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宁愿要恐惧的现实,也不要美丽的谎言。

还原甫志高是理性回归

“甫志高”第一原型的被找到,是广泛关注的一个亮点。而对此,一个演员能够比常人更多一些感触,昨天,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上影厂影视剧部演员丁先生说:“演员是创作角色的,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还原甫志高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他说,甫志高不管是地下联络员还是叛徒,他首先是人,是一位丈夫和父亲。他的叛变也不是偶然,是人在绝境下的一种妥协。过去,我们塑造角色,总是喜欢把他脸谱化,其实从表演的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人很难演,但演起来一定过瘾。

正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受得了敌人的酷刑、拷打,江姐的宁死不屈才更加值得我们佩服。有句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在死亡面前,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视死如归的。还原历史,是对故人的理解,也是对后人的尊重。不能让真相和我们的后代蒙在鼓里。本报记者木木

《红岩》的史实讹误()

直到今天,仍有人把《红岩》当作昔日重庆及四川地下党斗争的历史纪实。《炎黄春秋》孙曙的文章曾经指出,作者在对照敌特供词档案及相关文史资料之后,发现在“党史小说”《红岩》中,明显存在不少史实讹误。

《红岩》的全部情节是以1948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说:“一些人习惯于把这次破坏事件叫作《挺进报》事件,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

并非由于《挺进报》收抄传递新华社广播消息,编印、发行出了纰漏才造成了大破坏事件。只有陈柏林由于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而被逮捕。整个重庆和川东地下党大破坏事件,是由一连串叛变事件组成的,主要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造成的,应正名为‘刘、冉叛变事件’。”

这里提到的刘国定、冉益智,是当年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是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冉是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由于这二人的叛变,导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又引出一系列叛变事件,先后叛变的还有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川东地下工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在总共叛变的12人中,领导干部占了一半。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领导干部的叛变,才造成了重庆以至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也才促使当年狱中难友们集体形成的给党组织的七条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确是“血泪的嘱托”。

而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其身份只是一个沙磁区委委员。这样一个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坏吗?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使得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被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