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的诗 章炳麟序马其昶稿本《诗毛氏学》

2018-12-07
字体:
浏览:
文章简介:马其昶(1855~1930年)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国年间桐城派古文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总纂.30岁前以古文名,30岁后力治群经,著述颇富,有<周易费氏学><诗毛氏学><中庸篇义><左忠毅公年谱>及<抱润轩集>等.章炳麟的诗 章炳麟序马其昶稿本<诗毛氏学>此番所得为通伯<诗毛氏学>之稿本(图1),两函9册,其中第一.二册为学部绿格稿纸,第三.四册为自订毛边纸稿本,第五册为北京法政专门

马其昶(1855~1930年)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国年间桐城派古文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总纂。30岁前以古文名,30岁后力治群经,著述颇富,有《周易费氏学》《诗毛氏学》《中庸篇义》《左忠毅公年谱》及《抱润轩集》等。

章炳麟的诗 章炳麟序马其昶稿本《诗毛氏学》

此番所得为通伯《诗毛氏学》之稿本(图1),两函9册,其中第一、二册为学部绿格稿纸,第三、四册为自订毛边纸稿本,第五册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义红格稿纸,余为普通红格稿纸。

孙殿起《贩书偶记》著录此书有民国5年(1916年)京师监狱铅字排印本以及民国7年以古宋字重排巾箱本。京师监狱本吾未曾见,见者为民国7年以铅活字印于上海者,由时任总统之徐世昌题写书名,牌记注明:“上元戊午仲冬之月桐城张氏适庐藏版。桐城张石卿、叶玉麟、钱塘丁仕同校,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印。”至民国13年再版,牌记改为“上元甲子孟冬重印,桐城张石卿、叶玉麟,会稽王福震同校刊”,余则同。

章炳麟的诗 章炳麟序马其昶稿本《诗毛氏学》

《诗毛氏学》为马其昶宣统二年(1910年)始作于京师,彼时通伯以冯煦荐为学部主事,故所用稿纸印有“学部”字样。次年因世变而返安徽,以毛边纸自订稿本而誊写文章。民国4年通伯再次入都,任京师法政学校教务主任,故其第五册书稿版心有“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义稿”字样。

章炳麟的诗 章炳麟序马其昶稿本《诗毛氏学》

然此稿刚刚写完,未及校稿,又逢袁世凯称帝,竭力拉拢其入幕,通伯以“区区非能事二姓者也”坚拒,浩然南归。后于此书自序中言:“饶君伯舆初订交,慨然谓时事不可知,请任剞劂,庶几流布人间,不致遽泯。

予感其言,举稿付之。逾岁印成书,来索撰序,言先是予在京寓所与东父故庐相望,每治经获一义,蓄一疑,欲是正于人,皆卒卒少暇。怅岁月之迁流,良友之不作,未尝不苍茫四望而伤心也。

今吾书成仓卒付印,不独无东父之助,且弗克从容,自审一若,祸变之至,有迫之不及待者,是孰使之然哉……丙辰孟秋桐城马其昶撰。”饶伯舆即饶孟任,辛亥前曾任翰林院编修,入民国后曾任法政大学校长、司法院次长、币制局总裁等职。从马其昶自序可推知,《诗毛氏学》之最早印本当为饶孟任民国5 京师监狱铅字排印本。

因无京师监狱本,故无法与手中稿本比勘异同,仅能确认民国7年张氏适庐以古宋字重排《诗毛氏学》时,确以此原稿为底本,以其卷中夹有浮签,上书:“钩勒是排印时记号页数,并非删节。”此稿本内时有朱、墨二色修订,其中墨笔修改处,排印本皆已修正。

如卷二《小星二章章五句》中“决复入为汜,适能自悔也”一条,稿本双行小字注文云:“郑曰是子谓适也,妇人谓嫁曰归,以犹兴也。”此条天头处有墨笔眉批:“陈汉章曰:‘归妹:初九,归妹以娣;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二爻词或即实象此事。”此墨笔眉批见于排印本中该条小注之下,可复证此稿本确为排印底本。卷三第13页为《凯风四章章四句》,此页除墨笔修订之外,尚有朱笔细字修订,然此朱笔修订内容未见于排印本,则知马其昶于该稿刊行流通之后,并未就此罢手,仍然不断修订,条求精当。

然此书之亮点不仅仅在于其为刊行底本,更在于其有章炳麟、柯劭忞等人亲笔批校。柯氏批校于书中处处可见,每句皆以“劭忞谨案”开头,字迹略草。章氏批校则字迹工整,细若蝇蚊。翻至稿本卷十第12~13页,左页天头有柯氏按语,右页天头有章氏按语。

以民国7年之排印本比勘,则见章氏按语已刊入排印本,柯氏按语则阙之。此亦证通伯于书稿梓行之后,仍不断请人是正,治学之谨严可窥一斑。章炳麟于批校之外,还于卷前手书题记一篇(图2),内容为:“风雅颂赋比兴,非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辞也。

比、兴已不可见,而赋则后有屈、荀诸作,大抵不可弦歌。疑比、兴亦与同类,故季札观乐时已不歌矣。康成谓:孔子删诗,合赋比兴于风雅颂,是力乱其叙秩,岂雅颂得所之谓哉。毛公所言兴者,当即兴道、讽诵、言语之兴,非六诗之兴也。朱子有一章为兴,一章为比、为赋,或以通篇为赋,皆由康成之说误之。此书时引朱说,于篇题下云赋也。宜刊去之。章炳麟记。”

章炳麟(图3)(1869~1936年),字太炎,晚生马其昶14年,以此稿印行之民国7年计,是年马其昶63岁,章炳麟49岁,可谓后学矣,通伯却并未以年龄取人。马其昶身则桐城人,文则桐城派,同时师事吴汝纶、张裕钊,乃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声誉最高者,素有桐城派“殿军”之称。

章太炎却是桐城派的一员“劲敌”,其推重魏晋名理之文,重名实,去华辞,反对“文笔”之说。且多次公开著文抨击桐城古文,称“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犹被轻蔑”。

对林纾等桐城古文派人物更是痛加诋斥,在当时影响力颇大。原本宗法桐城派古文的鲁迅多次读到章炳麟抨击桐城派的文章之后,逐渐转而崇尚魏晋文章,并亲自校勘、考订《嵇康集》。

面对不喜桐城派之后生小子,马其昶不仅请其是正,还援引其说,无怪乎陈汉章于是书序言中称:“桐城马通伯先生于易既成《费氏学》,又成《毛诗学》30卷,博观约取,实事求是,合于毛氏《传》意者辑述之,其不合者靳置之,无汉宋门户,并无今古文门户,故自韩氏诗传与伏、董之书,下及宋元而后诸经说,合炉而冶,与道大适。”

然而尽管章炳麟对桐城派偏见极深,对林纾蔑视至极,对通伯却是极敬重。在《与人论文书》中,章氏谈及桐城派,称举目所见唯有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则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