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为何捏这三把汗 谢觉哉缘何捏着“三把汗”
一九六一年,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自左至右)在北京
□叶介甫 谢觉哉是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884年4月出生,湖南宁乡人,青年时期考取过秀才,教过私塾,学过中医。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35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从事新闻、司法、统战以及党政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中共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也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谢觉哉晚年写过一首诗:“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诗中表达了他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格。
为身在群众心却不在捏一把汗 延安时期,谢觉哉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应该有的作风》的文章,文中着重强调:“有了百分之百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还要讲究工作方法。工作的方法很多,总结起来,只有两条,就是毛泽东指示我们的,要‘联系群众’和‘全面规划’。
”这就告诉我们,不论大小工作,都要掌握这样一条规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亦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工作方法很重要”。“全面规划,也要和实际结合起来,才能抓住中心,抓住根本的问题”。
他认为我们工作中最主要的缺点,一个是对于群众的意见没有充分的了解;另一个就是没有全面地看问题,没有把群众的意见总结起来,化为系统的东西,因此,也就看不出根本的问题,提不出解决的办法。
他主张“做领导工作的任务,并不在于自己单身独马去干一件具体事,而更重要的是善于发现群众的创造,虚心向群众学习;要把调查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经验,加以补充,进行推广”。 他还经常提醒大家,遇事要想一想,“不要以为我们是从群众中来的或曾和群众接近,就已了解了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如果说不出所以然,身在群众心却不在,就应该捏一把汗。
赶紧再深入群众中去,改变方式,以求了解。又应该检查一下,我们对于已知的实际是否已深入分析,掌握它的规律,把它明确地提到了计划上来。
如果没有,那更应该捏一把汗,赶快学会动脑筋,从各方面思考,找出真正有益于人民的办法”。 他有一次给宁乡县委书记和县长写信,要他们“到社队亲身去看,而且要会看,不要只听汇报、要数字。
要知道,这几年听假话说假话惯了,一时间不会假话断绝。……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这是一个规律。你们曾经爱听过假话,现在是不是群众敢向你们说真话?除非你们已向群众做过多少次检讨,群众认为你们是自己人了,他才敢把真话向你们说”。
他在给张平化的信中曾说:“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是说坏人作怪,下情不能上达,即现在说的‘封锁消息’,打击反映情况的人。
浮云变成了黑云。黑云大体被吹散了,但‘浮云’还是有的,不在这个角落,就在那个角落,而且不能很快被扫尽,应该常常警惕。” 这些话,今天对我们仍然有很大的教益。 为官僚主义作风捏一把汗 官僚主义是给中央增忧和给群众添愁的祸害,谢觉哉深恶痛绝,曾深有感触地说:“官僚主义如果任其蔓延,我们共产党人就会失去一分威信,就留下一个污点,就失去一片民心,这可怕的后果想起来就捏一把汗。
”他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要扫尽官僚主义的决心,诗曰: 政情民隐应常通, 咫尺间如隔一城。
安得浮云都扫尽, 长安虽远若门庭。 这里,谢觉哉称民间疾苦为“民隐”,喻中央为“长安”,喻官僚主义为将中央与群众隔绝开来的“浮云”。
本来,中央与群众近在咫尺,经官僚主义作怪,有如一堵城墙,使之隔开;一经把官僚主义扫清,中央与群众关系密切,交流思想,就犹如门庭若市了。 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官”,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
因此,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争环境中,还是在掌握政权后的和平环境里,都应为人民办事,为民谋利,不求虚名,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延安文萃》中记下了谢觉哉讲的这样一段话:“坏的作风,和群众没有联系,不知道群众的情感、情绪和需要,还漠视甚至敢于违反群众的情感、情绪和需要,因之群众也漠视甚至和他们对立起来。
好的作风,恰恰相反。”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的儿女要来北京看望他。谢觉哉写信劝他们:“刻下你们很穷,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打听便车是没有的。
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劝他们暂时不要来。他又说:“你们会说我是个‘焦’官(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并写诗一首: 你们说我做大官, 我官好比周老倌。 起得早来眠得晚, 能多做事即心安。 为判错案件捏一把汗 1959年,经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推荐,谢觉哉在同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谢觉哉到任后,针对某些法院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改变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他强调要恢复法院的正常审判制度,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做到不纵、不宽、不漏、不错;反对“逼供信”等。
这既是审判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保证提高办案质量的决定条件。 当时在各地法院,出现了电报报案的情况。谢觉哉针对这个问题,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案卷,院长、副院长等领导干部每年要亲自办几个案件。
他曾经说过:“批案一定要调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就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 1961年,云南报来一个案子,案由是一个50多岁的地主分子利用毒菌毒害社员。
谢觉哉先看了各级法院的意见,都认为这个地主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要判处死刑。接着,他详细地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几个疑点:第一,她是和大家一起在山上捡菌子,无人能证明有毒的菌子就是她捡的;第二,菌子的毒性有多大,为什么有人中毒,有人没有中毒,缺乏鉴定材料;第三,这个地主分子是有意去捡毒菌还是无意?如故意的,大家叫她吃时,她完全可以挑些无毒的吃,就能掩盖此事,而她并没有这样做。
谢觉哉想,地方法院在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的情况下草率判决,有没有因为被告是地主分子而推论她是有意作案的因素呢? 为慎重起见,谢觉哉指示将案卷退回,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调查后,再把材料送来。
经重新调查,证明这个地主分子根本分不清菌子有毒无毒,也找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毒菌就是她捡的,当时她之所以没有吃,是因为捡菌子时,她留了一些在家里,煮熟已经吃饱了,并不是其他什么原因。
于是,将此案由死刑改为无罪释放,并向最高人民法院写了检查。 通过这一错案的纠正,谢觉哉告诫法院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看案卷。他说:“我真为你们不认真看案卷,不分析案情,出现这样的错案,失去人民对法院的信任捏一把汗啊!”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对冤错案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解决当事人一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挽回不良影响,不可疏忽大意啊!”
